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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比 北里奇蒙德街是条死胡同，除了天主教兄弟学校把孩子放出来时那段时间热闹一点之外,其余时间十分寂静。一幢无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位于街上被堵死了的那一头,独自站着一块方形的空地。而其他的那些房屋,好像都意识到自己的住户都很体面,各自沉下了不动声色的褐色脸孔,相互冷漠地凝视着。 这栋楼房的上一位房客,是个牧师,他是死在后客厅房里。因为长期关闭,所有的房间都散发出一股霉味，厨房后面的废物间满地都是无用的废旧报纸。我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几本书页卷曲而且潮湿的平装书:瓦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长》,《虔诚的圣餐者》和《维道克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这本,因为书页已经泛黄。屋后荒芜的花园中间有一棵孤零零的苹果树,以及几株零零落落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了一个属于死去的牧师的锈蚀的自行车打气筒。他一直是个心地仁慈的牧师；在他的遗嘱中,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了社会事业机构,还把屋里的家具都送给了他的妹妹。 在短暂的冬日来临时,我们还没有吃过晚饭,夜幕就已经降临。我们聚集在街上时,所有的屋子也就变得阴森可怕。头上夜空里的变幻不定的紫罗兰色,街上一盏盏的路灯,各自举起了微弱的光芒。寒风刺骨,我们不停的玩,直到浑身暖和。而我们的喊叫声在寂寞的大街上回响着。游戏的进程把我们带到屋子后面黑暗而泥泞的小巷里,在那儿,我们遭到了住在棚屋里那帮野蛮家伙的猛烈进攻,我们跑到一个个黑暗、潮湿的花园的后门口,那里的灰坑发出难闻的气味,然后跑到黑暗而满是马粪味的马厩里去,那儿有个马车夫在梳理马匹,或者摇动扣好的马具,使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当我们回到街上,一家家厨房里透出来的灯光照亮了每个地方。如果在叔叔回来之前没被他发现我们躲藏的地方,我们就安全回家。或者只要曼根的姐姐出来叫她的弟弟回去吃茶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躲在暗处偷偷地看她。我们等着看她是留下来还是走开，如果她一直等着不走,我们就只好一起走上前去,无可奈何地让她发落。她在等着我们,半开的门里射出来的灯光勾勒出她的身影。她的弟弟总是会强词夺理一番,然后才乖乖地听她的话，我站在栅栏边看着她，她的身子一动,衣服就微微摇摆,而她那束柔软的头发,也就左右晃动起来。 每天早上,我躺在前客厅的地板上,望着她家的门。我把客厅落地长窗前的窗帘拉下来,和门框的底部之间只留不到一英寸宽的缝隙,这样我就不会被发现。只要她一出现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我的心就怦怦乱跳。我立刻跑到客厅,抓起几本书来跟在她后面。我两眼紧紧盯着她那褐色的倩影，当我们走到了彼此势将分道而行的岔路口,我就加快步子,赶到她前面去。天天早晨都是如此。我还从没跟她说过话,除了偶然的一两句以外,可是,她的名字对于我的傻乎乎的热血就像一声召唤。 她的形象甚至在最不利于浪漫遐想的场合也都陪伴着我。星期六晚上,我婶婶去集市买东西,我得跟着去帮她背些包裹。我们走在五光十色、耀人眼目的街上,被喝醉酒的男人和正在讨价还价的女人推挤着,周围一片喧嚣:劳工的诅咒声,守在一桶桶猪头肉旁的伙计的大声吆喝,街头卖唱的人用浓重的鼻音哼唱关于奥唐纳万·罗沙的时事歌谣,或者关于爱尔兰的苦难的歌谣。这些声音汇集起来,使我心中只有一种感觉:我仿佛正捧着圣餐杯在仇敌中间安然穿过。在我自己都不理解的奇怪的祈祷文和赞美词里,她的名字时刻蹦出我的嘴唇。我的眼里常常满含泪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我心头涌起的洪流看起来要朝着我的胸怀奔腾而下。我没去想过未来。我都不知道能还是不能跟她说上话，如果我和她说上话,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迷惘的爱慕。但是,我的身子恰如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正像是在琴弦上轻捻慢拢的纤指。 一天晚上,我独自去了那个牧师死去的空屋里的后客厅。那是个天色昏暗,阴雨霏霏的夜晚,屋子里悄无声息。我透过一块破玻璃窗听见雨脚如注地打在地面上,犹如许多水制的针不断地在潮湿的被褥上轻轻地刺着。我凭窗而望,只见远远一盏盏路灯和透出灯光的窗户,朦朦胧胧,似隐似现。我很感激眼睛看不见多少东西。我所有的感官看起来就想把一切都遮蔽起来,也仿佛觉得自己即将失去知觉,我双手紧紧地合在一起,一直到手颤抖起来,嘴里喃喃念祷:”啊,爱人!啊,爱人!” 终于她跟我说话啦。当她对我说出最初的话语时,我头晕目眩迷惑的以致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问我是否去阿拉比。我忘了我回答是还是不是。阿拉比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集市,她说她很想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问。 她边说话边把手腕上的一只银镯转来转去。她说,她去不了,因为那个星期,她上学的女修道院,学生即将静修。她的弟弟正和其他两个男孩为争抢帽子打架,我一个人站在栅烂边。她握住栅烂的尖端,俯首瞅着我。门对面的灯光恰好映照出她那粉颈的白色的曲线,照亮了她的秀发,又照亮了她扶在栅烂上的那只手。那灯光照亮了衣服的一侧,映出了衬裙的白色镶边，她就这么从容地站着,正好让人看得见。 “你去就好,”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