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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各地探索实行干部退出机制 2010年08月17日04:25 舜网-济南日报 /c/2010-08-17/042520911324.shtml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浙江省遂昌县西畈乡原党委书记黄彤兴没有想到，当了10年乡镇领导的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年终考核不合格，被要求进入“后进干部培训班”学习。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8名干部，2名正科级，6名副科级，都是因为在例行的届中考察或年度考核、重点工程项目考核中排名倒数。“下岗”后，他们被要求参加为期3周的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培训内容是县委书记葛学斌亲自安排的，包括“十个一”：读一本好书、开展一次软环境建设讨论活动、进行一次勤政廉政教育、走一次红军路等。培训班结束后，9人的岗位被重新安排：3名正科级干部转岗，4名副科级干部被安排到重点工程锻炼一年；排在末尾的两人改任非领导职务。 　　这是遂昌县领导干部退出机制试点中的一环。“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已成为长期困扰干部工作的一个难题。”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干武东告诉记者，从2001 年起，浙江各地就对不称职干部采取了多种办法予以调整，进入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回炉”就是其中之一。自2008年以来，浙江省已调整不称职干部 374人。 　　“慢跑干部”被扣分 　　7月，在浙江省委组织部召开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闻通报会上，新闻发言人吴顺江指出，“健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是浙江省今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 　　这一制度的最初尝试是从基层开始的。早在1996年，浙江宁海县就开始了探索。宁海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干部调整考核机制———“扣分制”。就像驾驶员违反交通规则要被扣分一样，当地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或在考核中成了落后的“慢跑干部”，也要被扣分。3年内累计扣分达到7分的，就必须递呈辞职书。宁海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能迭说，扣分制就像“刹车”，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官德下滑。这一做法也改进了干部辞职标准，使干部“退出”有了一个“软着陆”。实行扣分制以来，宁海县共有39名领导干部被扣分，11名领导干部辞职退出。“今后将尝试领导干部问责制，不断加大不胜任干部退出力度，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让、劣者汰’。”王能迭告诉记者。 　　在遂昌县，不称职的干部会像黄彤兴一样，先免去或暂停现任职务、进培训班，然后进行岗位调整。培训班出来后如果表现良好，仍然可以得到提拔。遂昌县党校原副校长李明就曾有过类似经历。2002年他因考核不合格被降职，但4年后，因工作努力，他又被提任为县旅游局党组书记。 　　另一些地区走得更远。从2001年起，浙江温岭制定了领导干部辞职的13条标准，由此拉开了浙江省干部辞职制探索的序幕。短短几年间，温岭共有40多名各级干部辞职，39名干部待岗。 　　“正是这些探索使浙江基本形成了领导干部退出机制的雏形，”干武东向记者介绍，“具体包括严格任期制，让到龄的干部退出；落实审计制，让不廉洁的干部退出；推行评议制，让群众不满意的干部退出；实行淘汰制，让拖后腿的干部退出；完善考核制，让能岗不相适的干部退出；建立问责制，让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退出。”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上世纪90年代，领导干部退出机制就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对公务员辞职辞退、退休分别进行了专章规定，并首次以法规的形式作出了“开除”公务员的规定。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法律规范上确立了公务员退出机制。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始终难以打破。据统计，1996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辞退公务员2421人，以全国公务员总数500万计算，年均辞退率只有0.05%。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公务员在未来几年中将严重超编。“干部退出机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告诉记者。2000年后，中央提出“干部能上能下，公务员能进能退”，不少地方启动改革，探索干部退出机制。2004年，湖北武汉市出台政策，鼓励公务员辞职、提前退休，并规定：提前退休可加1至3档工资，已满5年最低服务年限自愿辞职，可获5至8年基本工资的补偿。两年后这一政策无疾而终。其原因是鼓励公务员辞职不符合《公务员法》，而且其间没有人主动辞职，没有人因考评不合格而被辞退，只有少部分人违纪违法被开除。 　　干部退出机制需摆脱人为因素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认为，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才能够保持公务员队伍鲜活的生命力。“这些做法是否可行有待验证，从全国角度来看也没有公认的标准”，王长江说，但各地的尝试对于改变当前公务员队伍人浮于事的现象是有好处的。 　　毛寿龙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浙江各地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试点，总的方向是对的。但他同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