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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状态下农村社会治理 张帅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封建社会时期，国家政权间接治理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直接管理农村各项事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两大制度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但同时产生了三大主体的博弈。农村社会转型出现各种问题带来了更加复杂博弈，导致农村治理出现“权力真空”，农村社会出现了稳定的混乱状态。本文力图以全新的视角分析当前农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治理。 【关键词】 农村社会 治理 博弈 “权力真空” 在不同的时期农村社会的治理主体是不同的，而且治理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如果缺少治理的主体，农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缺少动力。而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混乱又会导致权力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必须弄清谁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这是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前提。 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 1、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时期，农村的治理主体追根溯源是皇权，但是“皇权不下乡”，农村的治理不像省、州、县一样由皇帝直接派官员进行管理，而是由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代理人乡绅进行治理。乡绅治理下的农村和国家权力的运行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是超稳定的，维持这种超稳定乡村治理结构的两大要素是宗法观念和礼制思想。宗法观念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家庭为单位，农民被牢牢束缚在一个家族的圈子之内，不得有所超越，否则会被家族规则所惩处。宗法家族划定了一个圈子，而礼制观念赋予圈子之内的农民教养，在这个圈子之内，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长幼之间是有差别的，这也是儒家思想在农村社会的体现。乡绅、宗法、礼制三者将农村牢牢地围住，这里虽然没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但国家权力的影响依然巨大。虽然乡绅都是农村内部土生土长的，但在农村都是有头面的，他们和封建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不能被看做农民了，而是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代理。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农村社会的宗法礼制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在农村的体现，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思想上也难逃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可以说，封建社会农村的治理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但这种自治被赋予了浓厚的封建剥削性质。这种带有封建势力渗透的乡村治理实际上是半封建性与半自治性的。“乡村自治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运作系统,一方面,它依靠地方上的乡正、里甲、老人等,运用传统的行为规范,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它又在国家政权统治的框架内,依照国家的法律,执行政府的部分行政职能。” 2、人民公社时期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基于经济建设和政权稳定的需要，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一切资源包括人、财、物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在这个基础上，农村的生产关系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人民公社依靠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把农村的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农村的治理从此进入“国家政权”时代。从单纯的治理角度讲人民公社无疑是最具效率的，因为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人民公社的治理方式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它依赖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其权威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其次是其次，人民公社的治理方式对农村社会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它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 再次是农村基层权威的高素质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在农村社会得到认同。第四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也不无功劳。”依笔者看来，人民公社的建立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它依靠强制性的手段将农民集聚起来，农民的生老病死全部归于公社负责。这种体制的最大作用在于农民依靠公社保护，拥有生存的权利，这个时期的农村治理是简单的，国家政权深入农村，农村各项事务由国家政权决定，农民只要被动的接受就可以，没有反抗，因为没有了压迫。不过，这种治理状态下的农村是以失去发展的权利为代价的，城乡二元分割、农业支持工业、“大跃进”将农村治理稳定在静止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农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被动的接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轨迹是国家政权由间接影响农村到直接管理农村，但不管是间接影响还是直接管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农民都不是治理的主体，而是被动的治理对象，不管是乡绅也好，人民公社也好，实际上都是国家政权的延伸。这两个时期的农村社会治理并没有呈现很明显的博弈状态，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国家政权居于主导地位。 二、两大制度治理下的三主体博弈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从经济上说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政治上说是推行村民自治。”两大制度的推行将农村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经济上释放了农村发展的活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这时不仅拥有生存的权利，还有还拥有了发展的权利，这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