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读后感.doc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读后感 何宽 工程管理1101 众所周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不久，依据他对里维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批注的手稿连缀增补写成的。实际上作者是利用了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学家摩尔根关于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论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与优越性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构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摩尔根的进化论的确在19世纪末被认为是相当先进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赞扬与肯定，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相当普遍的看到他的影响（比如说自建国后党中央在长期宣传中使用的“先进的文化”等一系列概念背后显然也是这些学说）。但是放在今天，民族学人类学学家早已达成新的共识，即文化没有高低的差别，不同的文化是适应不同地区与人群的结果，也就是文化相对论。我们所见到的差异，是“势位”上的差异。比如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自二战后全面雄起的美国文化，都属于较高“势位”的文化。 然而，尽管恩格斯借用的理论体系有其明显的缺陷，但在这部著作之内，他所运用的材料与意欲阐释的观点还是可以自圆其说，而其中的一些论断在今天看来并没过时，也能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也不妨忙里偷闲，坐下来耐心看一看。 恩格斯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简单直白的名字，一般读者一眼看去大概会感到有些茫然，特别是另一种译法的标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乍看之下这三者仿佛没什么关系，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三者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直到对偶制（或者更严谨的讲，专偶制）个体家庭的出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才逐渐发生了改变，社会财富才开始以家庭而非氏族划分，产生了私有制。又正是私有财富的积累，明确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国家才作为某一阶级进行专政统治的工具产生。 恩格斯在撰写这部书时所用的材料是关于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田野调查及历史文献资料，对于整个东北亚则几乎没有涉及，那么我们不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搜索一些贴近的案例加以比较，以小见大的理解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所构建的理论。 摩尔根在原著中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各个时代又有低、中、高三个发展阶段。对应到我们更熟悉的考古学的文化划分方式上，蒙昧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者按照另一种观点，是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野蛮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到铜石并用时代甚至延续到了铁器时代，也就是已经进入了我国的历史时期（本书中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开始的标志是铁矿石的冶炼，在此之前也未提及青铜的冶炼，而我国实际上在先商时期就已经发展出了青铜冶炼技术，但铁器的冶炼晚的出奇），文明时代就要更靠后了。不过我们要是根据本书中“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这样的定义，似乎还是会觉得这样的时代划分要想应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上，还是需要做许多的调整，否则就连孔子所崇尚的“为国以礼”的西周，只怕都得划入野蛮时代。 之后进入了家庭的讨论，本书中提到，家庭的发展变化是“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同时也对应着几种家庭形式：血缘家庭，即家庭的第一个阶段，仅排斥了辈份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所有的兄弟姐妹互称兄弟姐妹，一概互为夫妻；普那路亚家庭，从排除母方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逐渐排除旁系和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对偶制家庭，在原则上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倘若经济状况允许，多妻制也存在；专偶制家庭，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目的是生育有确凿生父的子女，它的最后胜利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血缘家庭作为早期群婚制的形式早已绝迹了，但在一些民族志资料中，我们可以从保留下来的亲属之间的称谓上找到它的痕迹。普那路亚家庭是氏族产生的基础，氏族全体成员有共同的女始祖，后代的所有女性同辈中互为姐妹，但她们的丈夫们再也不是她们的兄弟们，而是来自其他氏族的男子。这种家庭模式就可以在我国商周时期的姓氏制度里找到踪影。那时不同于现在，姓是一个大概念，氏是一个小概念，一个姓下面分为若干氏，女子对人称姓，男子对人称氏，并奉行“同姓不婚”。有趣的是，当时常见的姓多有女字旁，如姬、娰、姜等等。 更惊人的例子还有西周时期始行的昭穆制度，它与在澳大利亚芒特盖比尔地区的群婚形式有共通之处。在那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级别内部禁止性关系，反之，一个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即级别和级别结婚。他们并不抵触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而昭穆制度规定“父曰昭，子曰穆”昭穆两代随辈份不断滚动，下面是“昭居左，穆居右”这是对于生前宫殿及死后陵墓排位的规定（倒是和体育比赛的领奖台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