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公报看东北鼠疫之商业影响与俄人态度教材幻灯片.pptVIP

鼠疫渐退时“仁丹”广告 当时的商业广告，与鼠疫有关的还有： “防疫医院”沦落到卖广告？　　 鼠疫发生时，恐惧心理导致人们乐意躲在家里，甚至拒绝防疫部门隔离。 商绅与商会 清政府在鼠疫的防治中充当着主要角色，这也是前人研究比较注重的部分，而商绅和商会往往就是被忽略掉的部分。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地方的商绅、近代的商会（行会）的力量是不容小视的。在本次鼠疫发生之时，地方商绅和商会积极参与到鼠疫的防治之中，是清政府的防疫的有力补充。 在参与防疫活动个社会团体中，商会的防疫活动表现最为突出。据报纸报道，在很多地方，政府防疫机构未及组建之前，就有自发的商会防疫组织。而后，各级防疫行政机构成立之后，因为推行防疫经常引发“商民”的反抗行为，于是就由政府出面召集商会、自治会、慈善会等团体组织“防疫会” ，协助政府防疫措施的推行。 商会能在防疫行动上比其他团体更为活跃和主动，一方面源于传统社会中民间组织在社会救济慈善中的惯性作用：在传统中国的瘟疫、灾害的救治和救济活动中，绅商一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或者保障与他们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各种地位（包括医疗上的特殊地位），而他们的完善的组织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使得这些成为可能。当然，总体上看，商会等团体的防疫活动是政府机构的有力的补充。 鼠疫减退，商业影响的惯性 这场灾难给东北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社会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即使疫情平息，人们还很难一下子摆脱出来。在长春，“现在疫气虽消，但各铺户仍照前关闭，初四日各号在会议恳请道宪开放交通，然四乡人民望城厢咸如猛虎，莫敢进城。” 此外，正像当时有人所评论的那样：“至于中国政府，于平日政策，多未尽适当，独于北方救疫事宜，其布置之完备，与对付之敏捷，一扫本来敷衍因循之积习，实出人意料之外，事后追思，大有兴味。”的确，就是今天想来，这种转变的动力是什么，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归结为外国势力的压力，或者认为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危，而清末以来，尤其是推行新政以来给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变化却往往被忽视了。就东三省而言，历经徐世昌、赵尔巽、锡良等十数年以调整官制和整顿吏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本身的活力与适应能力已有很大的提高。鼠疫爆发作为一个偶发事件，既是对清末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考验，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变革的进程。不过，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人们在不断地为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寻找根据的时候，这样的政治变革就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掉了。 俄人态度 为什么要选俄人的态度呢？ 1。当时的东北局势； 2。鼠疫中俄国政府的重要角色； 3。俄人医疗队赴华。 俄人态度 历史追溯： 　　义和团运动 　　俄人趁机出兵东北 　　拒俄运动 　　日俄战争 　　朴茨茅斯和约 * * 从大公报看东北鼠疫之商业影响与俄人态度 朴茨茅斯和约 《朴茨茅斯和约》主要内容： 俄国承认日本得以“监理”名义处置朝鲜事务，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转给日本；将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连同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转让给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割予日本。另外在附约中双方规定在东北各自的铁路线内每公里驻护路兵十五名。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 日俄订约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并取得经营安（东）奉（天）路、修筑长春到吉林的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等权利，又开放东三省十六处为商埠。战后，日本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至1910年（宣统二年）兼并朝鲜。 日俄战后东北格局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抢走，粮食被抢光，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日、俄都强拉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运送弹药，服劳役，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 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敕令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机构庞大，管理着铁路之外的矿山、港口、行政区域、文化和科研机构及情报组织，“佯装出经营铁道之假面，暗里则建立百般之设施”。日本还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总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成为对中国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大脑”。日本为长远的目标作了准备。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光绪三十八年（1908） “商业萧条” 鼠疫发生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最严重的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