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大熊猫栖息地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论文报告.docVIP

秦岭大熊猫栖息地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 一、立项依据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正经历着从一般的概念性和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而承载力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度量和研究的评价研究的核心之一（carey d i，1993）。区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搞清楚了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最大承受能力，才能进一步确定合理的开发强度，进而制定出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commom m et al.1992；daliy g c et al.1996）。 基于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承载力研究一直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生态承载力研究开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研究的不足，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生态承载力是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前提下，系统所允许的人类活动最大强度。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思路与土地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研究不同，生态承载力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区域土地的生产能力所能供养的最大人口数量，而是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功能包括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资源、降解和吸收各种有害废弃物、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广阔领域，其中很多方面是传统的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研究所没有或很少涉及的。因此，生态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生态承载力研究方向的开拓大大拓展了承载力研究范畴，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化研究。 以土地承载力为主要内容的资源承载力研究包含两个隐含的假设条件：①研究区域是封闭的，和外界不存在资源的交换，区域范围内人口的生存完全依靠区域内部的资源；②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区域内部人口的生存，不考虑系统对区域外部的生态价值。这两个假设条件决定了对于一些特殊地区，单纯依靠土地等资源的承载力分析常常难以反映生态系统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实际状况。这种情况在一些人口相对少但生态结构却脆弱的地区(例如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明显。因此，对于一些特殊地区，需要全新的承载力研究思路，而生态承载力为此提供了可能。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holling等国外学者提出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 (c s holling，1973)，通过honing和guderson等学者十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化理论模型(goldstone j.1991；gunderson l, c s holling，2001；c s holling，2000；c s holling，2001)。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学者在自然生态系统对火灾、放牧、捕猎、砍伐、收获等小尺度干扰的反应，生物多样性变化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生态替代状态之间的转换及其触发因素、生境破碎化和物种灭绝之间的定量关系等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细致而具体的工作(amitrajeet a. batabyal，1998；ehrlich p, 1981;garry peterson 2000；garry d. peterson，2002 ), peterson. 2002 )，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与holling和guderson等的研究工作共同构成了国外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基础。 王家骥是国内较早开展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学者，在黑河流域生态承载力估测一文中(王家骥，2000)，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在生态承载力的评价方法上，王家骥提出通过第一性生产力来确定系统的生态承载力，根据这一思路，对黑河流域的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了分析；高吉喜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一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一书中对生态承载力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探讨(高吉喜，2001)，在生态承载力评价过程中，高吉喜除了考虑土地第一性生产力以外，还考虑了水资源等限制因素，并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对黑河流域生态承载力的总体状况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总体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依然处于探索阶段，holling和guderson等建立的生态承载力模型还属于理论模型，要将这一模型投入实际应用，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其它国外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某些特定的生态系统类型，对于包括社会、经济、自然各个子系统在内的区域范围的生态承载力评价则涉及较少，而这一部分内容恰恰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王家骥和高吉喜等中国学者对区域范围的生态承载力评价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二者的研究都没有完全摆脱原有的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思路，在研究过程中，很少考虑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本身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以上情况表明，区域范围的生态承载力评价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