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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制度 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有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叶制度。 从简牍到卷轴再到册叶，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的过程，为今天图书的形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之简牍制度 书籍是记载和传播文化知识、供人们学习或查阅的工具。在我国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书籍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 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及后来的石刻碑文，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古代的书籍，但甲骨和青铜器并非书籍的写刻材料，刻辞和铭文也并不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所以都不能算是书；碑石虽然有铭刻经典或诗文的，但并不能像普通书籍那样流传，而且往往出于不同的动机，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也可略而不论。 第一节简牍制度 简，是指竹木制成的简册；牍，是指木制的版牍。竹木是我国最早的书籍材料。用竹木制成的简册，从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考察，可以肯定商代就已存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册”字，也有“典”字。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庄都说：“典，大册也。”今人认为象以手捧册置于架上。从甲骨文还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称为“作册”，所以早期文献《尚书》中，有“王命作册”、“命作册度”等语。《尚书·多士》篇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都是商代已使用简册的证明。 至于版牍，文献记载周代已使用。《周礼·司书》说：“掌邦人之版”；《司民》说：“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等等。可能由于年代久远，朽蠹殆尽，商周的简牍至今没有实物发现。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简，最早的属战国前期，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发现的楚简（年代为前433年）；版牍最早的属战国晚期，有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发现的两件木牍家信（时间约前223年）和1979至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发现的秦牍。 当然，商周的简牍典册，最初还不等于后世的书籍。最早的典册都是史官的著作，内容大多是统治者言行的记录。《尚书》的《盘庚》篇，大致就是商王盘庚动员迁都时的讲话记录；《周书》部分，也绝大多数是统治者的诏令训诰。周代各个诸侯国还有按年月日记录的国家大事记——《春秋》，今天能够见到的《春秋》经，就是经过整理的鲁国《春秋》。史官将重要的史实、言行记录于典册，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参考。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垄断了著作权和典藏权，这些典册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因此都还是文书档案性质，不是真正的书籍。 另外，西周至春秋时，还产生了许多诗歌作品，收集起来以配合舞乐，就成为后来的《诗经》；用蓍草占卜的卦辞、爻辞，收集起来以判吉凶，就成为后来的《周易》；贵族之间通行的礼仪，收集起来以节制行止，就成为后来的《仪礼》，等等。这些东西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贵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写于典册后也由他们掌握，一般人同样不能见到，所以最初也都是文书档案性质。 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开始从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间。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修订六经，并用以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这样，《书》、《诗》、《易》、《礼》、《春秋》之类，就成了传授文化知识的教科书，正式变成了供人阅读的书籍。此时个人著述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以前的书籍，大多写在简册上，也有的写在缣帛上。 简册与帛书、纸书的存在，有一个相当长的交叉时期。帛书的出现时代现在虽难以考定，但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间，缣帛就已被用作书写材料（详见“卷轴制度”一节）。不过由于价格昂贵，帛书始终未能独占一个时代。两汉时期虽然发明了纸，但简牍、缣帛与纸，几种书写材料仍然混杂使用。直到东晋，官府公文、户口黄籍等还常用简牍书写，以示庄重。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引《桓玄伪事》说：“古无帋（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桓玄（369—404年）在东晋末年曾代晋称帝，可见在此之后，简牍才逐渐为纸代替。竹木简册从商代开始出现，直到公元四、五世纪还有使用的，上下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二、简牍的形制 二十年代，王国维和马衡先后撰写了《简牍检署考》、《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两文，对简牍乃至帛书的形制多所论证。由于此后特别是近年来简牍实物的不断发现，王、马两先生的考证大多得到了证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补正的依据。简牍形制的书，固然主要以竹木为载体，但个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