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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授课老师：廖文乐 所在系部：基础部 2006年9月 导论：大众文化解析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概念 一、“大众”的含义 人是社会的产物，对人的考察离不开对社会的考察，因此，要想弄清“何为大众”，必须对大众所产生的社会——大众社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为究其理论背景和认识渊源而言，西方社会曾普遍认为大众文化产生于大众社会。 大众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是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对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的西方社会结构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兴起于19世纪末，盛行于20世纪初。可以说，大众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改变社会秩序而使社会体制变迁的过程。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特尼斯出版《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一书。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即“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前者是指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后者是指工业化以后的社会，礼俗社会靠亲缘维系，法理社会靠制度维系。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结合民众的力量不再是来自传统亲属、朋友之间的关系，而是现代生产关系中的契约制度和合同关系。随着作为传统社会凝聚力的亲缘和道德规范的逐步消失，个人在心理上普遍处于一种与他人隔绝的孤独状态。 特尼斯的观点对大众社会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姆（Broom）和塞尔兹尼克（Selznik）在期《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由大众组成，其意义是‘出现了大量隔绝的个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专业方式相互依赖，但缺少中心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传统联系的削弱、理性的增长以及分工创造了由松散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一次的含义更接近于一个聚合体，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团体”。 工业化社会所凝结成的社会大众，具有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早期西方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在这些特征之中，首要的、根本性的，即决定了大众之所以为大众的本质特征，是同质性。同质性即人在其个性被消解之后，彼此之间不再存在质的差别，各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或相似性。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对此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大众不能孤立地或主要地理解成是‘劳动阶级’。大众是平均的人（the average man）。在这方面，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可以被转换成一种量的决定因素：它也就变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即彼此没有差别的人，却又在他自己身上重复出现的种属类型。” 可见，在奥尔特加那里，大众就是“平均的人”“彼此没有差别的人”，他们已经丧失了个性，拥有着共同的欲望、共同的趣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则为“常人(common man)”，“常人”是沉沦中的人，非本真的人，他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一些人，也不是人本身，更不是一切人的总和，也就是说，“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特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 大众的第二个特征是庞杂性：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从量上看：“庞大”。大众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人数众多，几乎包括了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人口。他们聚集在工厂、商店、公园、剧院、码头、车站以及街头，形成一股股庞大、模糊和不确定的人群。其二从质上看：“杂乱”。“杂乱”在这里意味着“非中心”。“非中心”并不等于没有中心，而是拥有太多的中心，对于大众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中心，但对于大众这一整体而言，则不存在一个中心。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姆和赛尔兹尼克在《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大众是“以各种各样的专业方式相互依赖，但缺少中心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这就是说，大众尽管是一个集中的群体，尽管人数众多，但却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也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任何目标。因为大众就个体来说，是高度秩序的，但就整体而言，却处于无政府状态。 大众的第三个特征是疏离性（冷漠性）。这是就大众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大众彼此之间往往是漠不关心，在现代城市之中，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大，大众彼此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物理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理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即使保持有限的接触和交往，也依然是短暂、肤浅、支离破碎和非人格的。大众在想到别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他是谁（who he is），而是他是干什么的（what he is），根据他所起的作用和他能为达到自我目的做些什么来认识对方。在评价一个人时，依据的不是他的个人品质如何，而是他在社会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并且，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现代传播工具，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的话语的交谈越来越少，相反，坐在电视机和电脑面前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即“非亲身性”（impersonality）交往盛行。这种由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向面对媒介的间接的“非亲身性”交往的转化又加剧了大众彼此之间的疏离性。 二、“文化”的含义 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