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doc

第九章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 第一节 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比较优势战略的锁定效应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的动态评估 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也意味着相关政策、措施的制订、实施必须遵循WTO的游戏规则，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经济与技术发展而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路径与利用外资政策的方式选择理应受到WTO游戏规则的约束，其实质就是以不同形式的与其他国家企业的技术进步、资本利益分配进行持续性的动态博弈，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无论是对外开放最优化路径的选择，还是对利用外资与对外开放效益的评估，都必须在此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而不能够仅仅只是从西方既有的经济理论出发。 一、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最优化路径选择的内在要求和效益判断标准 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暗含着完全竞争市场与生产要素能够无成本地自由转移、配置的假设。这种假设运用于现实经济生活与对外开放的经济学逻辑就是各种主体，不论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个人，还是其他的各种机构，甚至包括国家政府，在自己的行为选择与目标取向上，其理性选择应该是根据自己所受到的条件约束，只需要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行事即可，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资源的转移成本、交易与沉没成本，或者说这些成本还不足以影响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也就是说各种资源，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具有同质性，即其被配置在任何地方的收益与成本不会有实质性变化，也可以说就是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基本上不需要考虑人力资本能够在生产与经营活动之中不断累积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干中学”与“学中干”是人类社会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的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并且能够经过这种方式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产业升级与资源利用效益的全面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从这种经典理论之中就必然会推理出“零干预”或者说自由贸易政策，其在现实对外开放与国内产业选择之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比较优势战略。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最优化路径，即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选择与相关政策措施的效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决心与理想，而是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的水平，例如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的相对富裕程度与相对成本价格。在经济发展实践之中，比较优势理论就要求一个国家，例如发展中国家若要想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唯一的选择只能够是全面改善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从而才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否则，人为地利用非市场手段，例如一些国家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改变某些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推动经过政府有计划选择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扭曲市场价格信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导致这些被保护产业与相关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必然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益，长期如此，只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停滞。这种理论逻辑在现实经济生活之中的政策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不少相似之处：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实质则是让价格信号成为一切资源配置的基本甚至唯一的信号，从而使一个企业或国家能够比较便利地依据价格信号来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及对产业发展的路径与相关措施。这种逻辑自然就要求为外资的进入提供最便利的自由与几乎不设防的政策环境，并认为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负面影响。因此，采取一切措施吸引各种类型的外资就成为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 按照这种逻辑，像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与对外贸易的最优路径应该是利用自己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一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的产业。只有如此，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否则，若违反中国现有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动用各种手段与措施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就只能欲速则不达，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继续陷于落后状态而难以自拔。这种理论与政策主张在当今中国广有市场，诸如林毅夫（2003）、华民（2006）等众多经济学家无不如此。 当然，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持同样观点。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Krugman（1979）、Brander（1981、1983）、Spencer（1981）以及Dixit（1977、1984）等人通过引入新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样化偏好以及产品的异质性、新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纳入了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解释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