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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 洪群 徐福生 摄 1992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见到了80高龄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孔罗荪。 一天下午，边震遐终于邀我一道去看望他的老泰山，让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罗荪家住虎坊路，我们从北影厂坐车去虎坊路有好长一段路。 罗荪夫人周玉屏大姐和她的大女儿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进门，一阵爽朗的笑声就迎面扑来。就是这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这个充满温馨的家，使我自始至终置身于雍雍和乐的氛围之中。 见罗荪坐在轮椅上，形销骨立，我暗暗吃了一惊：他怎么病成这样！跟照片上的他判若两人。罗荪脸上挂着微笑，但坐无语，静听家人谈笑风生。 令人难忘的是，周玉屏大姐向我讲了罗荪的60年文学生涯，讲述巴金对罗荪的关心以及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并让我看了他们互通音问的大量书信。此刻，罗荪很关注地听着，偶尔也插话，一句半句的，虽然口齿不清，可是思维清晰。听到他开口说话，大家都感到由衷的欣喜。 孔罗荪在20世纪20年代末踏入文坛。当时他在哈尔滨邮政局工作，业余兼任报纸副刊编辑，并创建文学团体蓓蕾社。1930年，他读到了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可是当时他还无缘与巴金结识。1932年9月，日军占领哈尔滨，罗荪决定同周玉屏离开哈尔滨去上海。遵照周玉屏父母的意愿，他们匆匆结了婚，婚后第4天便一起到了上海。后又辗转到过武汉、重庆、南京。 1935年初，孔罗荪应友人之邀，到汉口《大光报》主编文学副刊《紫线》。1936年鲁迅逝世，《紫线》发表了一整版的纪念文章。当年又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讨论文章，遭到反动报纸《扫荡报》的攻击，不久，《紫线》被迫停刊。 1937年抗战爆发后，孔罗荪与冯乃超、锡金于“九·一八”那天创办了宣传抗战的综合性杂志《战斗》旬刊。1938年2月24日，孔罗荪在武汉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临时筹备委员会。文协主席邵力子报告筹备经过。会议推举老舍、胡风、楼适夷及孔罗荪等20余人正式筹备大会。3月，文协在汉口成立，巴金被选为理事，但他“却忙得无法抽身去参加”；孔罗荪被选为候补理事，并任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编委。 1938年8月，文协理事会决定，文协迁往重庆。此时武汉仍留有办事处，办事处的地址即借用孔罗荪寓所———汉口三教街9号。这里同时也变成了留武汉的会员们每周聚会的场所。在当时的环境下，左翼作家们从事写作和进步文化活动，几乎都是在业余时间义务进行，大都没有报酬。孔罗荪必须有8个小时在邮局工作以便养家活口，其他时间则全力扑在进步文化事业上。他先后办了那么多报纸刊物，从来没有编辑部，文友们就称他家为“编辑部”，特别是周玉屏把热情接待左翼进步文化人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把孔家看成既是革命文化据点，又是自己温馨的家，形成了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1938年3月，巴金也离开了“孤岛”上海，同靳以一起取道香港去广州，那时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广州筹设了办事处，他到了广州就把《烽火》复刊了，同时又协助靳以复刊了大型文学期刊《文丛》。 1938年10月16日，孔罗荪离开武汉去重庆，邮局工作调至重庆武库街支局营业组，家住重庆南区马路194号附1号。此时，他才与在重庆沙坪坝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巴金相识并成为挚友。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可是不久又在战乱中分手了。 1940年，孔罗荪和戈宝权为读书生活出版社主编《文学月报》，出版了两年被国民党强迫停刊。皖南事变后，《文艺阵地》主编茅盾离开重庆，孔受其委托曾代编了三期。同时又为文林出版社编了一套“文学集丛”，郭沫若的剧本《屈原》就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 1949年6月下旬，孔罗荪和巴金一起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庆解放，喜相逢，孔罗荪和巴金无比兴奋。在上海组成的南方第二代表团团员计172人，团长为冯雪峰，副团长为陈白尘、孔罗荪，委员11人，孔罗荪与巴金等同为委员。在此次文代会上，孔罗荪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4年2月，孔罗荪从南京调来上海，任华东作协（后改为上海作协）秘书长。作协主席正是巴金。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走到一起来了，他们的友谊伴随着年轻的共和国，步入一个美好的黄金时期。 1962年5月，孔罗荪参加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组织工作，推选巴金发言。巴金的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大意是：做一个中国的作家，就需要有勇气，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巴金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在“文革”中，巴金与孔罗荪因此而一同受到激烈的批判。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相识相知，一起走过了十几年的坎坷历程，又一起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和屈辱，度过了非人的岁月，真个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1978年，劫后余生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