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徽州“儒商”.docVIP

徽州“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何借鉴意义？ 一、徽商的崛起 徽商崛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销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日益增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有近千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二、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 1．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商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的分不开的。徽商之所以在经营者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重要体现。“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有了强大徽商经济的滋润，徽州的世风日益儒雅。长期的兴文重教，也培养了徽州人温文尔雅，聪慧内敛，干练务实的作风，这也可以说是徽州人的文化风格。考察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江永、戴震、王茂萌、胡适、陶行知这些徽州历史上出现的杰出人物，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讲求实际，处世低调。 徽商虽孜孜不倦的追求“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在儒贾观上，与其说徽商“右贾”而“左儒”，毋宁说他们“右贾”更“右儒”。[1] 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以贾代耕的”、商人足迹“几遍禹（宇）内”的经济活跃区域；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曾经在商界纵横驰骋300多年的徽州商帮，便是从这里崛起的。这个商帮的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它既促进了徽州的儒学昌盛，而儒学对徽商从事商业经营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儒道经营，诚信为本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具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三九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取利，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是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时，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不符合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命令所属各点停止制造这种墨，并将已经流入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导入池塘销毁。为保证产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事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无不信，不知其可”，“民不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胡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字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以儒道经营”为特色的商业道德，具体可分为经营道德。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三个方面，经营道德包括“诚信”的概念、“义利”的概念、“质量”的概念、“廉贾”的概念，等等，是徽商经营理念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诚”与“信”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两个重要的范畴，无诚不信、无信不立，所以以儒商自诩的徽商，将“诚信”二字作为经商立身之本。具体到商业经营活动之中，徽商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并坚信只要做到了“诚信”，就能在商业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儒商精神对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 1.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本质 徽商的经营之道和商业理念，在今天仍然有着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徽商的精神内涵是儒家的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