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眼中的中国史(下).docVIP

失败者眼中的中国史(下)—— 三国里从来就没有“蜀国” 如“北元”和台湾朱术桂这样的前朝往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只是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罢了。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有关“历史解释权”的问题。比如说南宋的灭亡时间，有一种说法是亡于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5岁的宋恭宗被俘。比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就采纳此说。这种说法遵循的历史逻辑基本与元亡于明军进京，明亡于闯军进京一致。 但一个显然更为感人的版本是，临安城破后，张世杰与陆秀夫带着先后被立为帝的南宋二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出逃，在南方坚持抗元，其中也不乏如文天祥这样的忠臣义士，一直到1279年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中，宋军大败，陆秀夫背负8岁的幼帝赵昺蹈海身亡，张世杰杨太后获悉后也跳海殉国。至此，宋朝正式灭亡，故也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断语。 对此，即使是元人编纂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张世杰死遂宋亡”。但《宋史》中却也颇纠结的不承认赵昰和赵昺的帝位，将陆秀夫和张世杰的1276年后的“坚持抗战”贬为“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 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一下，如果张世杰与陆秀夫一直带着小皇帝在沿海漂啊漂，游而不击很多年，是不是宋朝就不算亡了呢？那么， 这就又回到了“北元”和朱术桂在台湾的历史逻辑中，为什么大元朝廷好端端的跑到了蒙古高原，朱家子孙仍然在台湾的郑家政权下称王，就一定要被看作“亡国”了呢？ 再比如说“辽朝”，正统的说法是说辽亡于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所俘。但辽国宗室耶律大石很快率军西征，在西北中亚一带重建了规模宏大的大辽帝国，史称“西辽”，将辽朝的国祚又延续了上百年之多，期间还曾谋划东征金朝以图光复故土。在西辽的辽人心目中，大辽显然没有亡于金国。 最后，必须要说一个被我看作中国历史一大骗局的说法。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里面都爱强调“蜀国”，所谓的“魏蜀吴”三国。而事实上，置于当时的历史中，哪里有什么“蜀国”，这个“蜀”其实就是“汉”。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在成都称帝，意在延续汉朝大统，国号自然仍是“汉”。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所说，刘备是“汉昭烈帝”而不是“蜀昭烈帝”，诸葛亮在《出师表》说“汉贼不两立”，而不是“蜀贼不两立”。按照钱穆的折衷说法，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但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蜀”。 直白点说就是，说“蜀”是国号，就像说四川是国号那么可笑，或者你不把“南宋”称为 “宋”或“南宋”，而说人家是“南”。 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颇为踌躇，书中有“汉丞相亮率诸军入寇”，但既然称诸葛亮是“汉相”而不是“蜀相”，那么，又何来“入寇”一说呢？我看应该是“讨贼”吧。 而为啥陈寿在《三国志》中要改“汉”为“蜀”呢？只能说，迫于陈寿在晋朝为官的政治现实，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魏沙文主义者”，他不能不由“尊晋”而“尊魏”（晋朝的天下就是从魏而来），他在《三国志》中只有为魏帝作传才称帝王级别的“本纪”，蜀吴诸帝都是臣子级别的“传”。所幸，陈寿这套“化汉为蜀”说并未一统历史，比如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就把“蜀汉”作为正统，据朱熹说，他就是因为看到《资治通鉴》中有“诸葛亮入寇”一说，感到不称意，才存心来改写。 一个历史细节是，陈寿虽为晋臣，但生于刘禅时代的“蜀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史书中“消灭”蜀汉和汉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为蜀汉人，死为蜀汉贼”了。 但钱穆也为陈寿辩护说，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 设想如果陈寿将“蜀”还原为“汉”，那么《三国志》也得跟着颠覆，自称得位于汉献帝禅位的曹丕就彻底成了乱臣贼子，魏更不是一个正统的政权，因为，汉朝还没有亡，汉朝的正统就在刘备那里。 从蜀汉到北元，这仍然是一个“历史解释权”的问题。如果坚持“汉”而不是蜀，那么，汉朝就不是亡于220年，汉朝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汉献帝；汉朝应该亡于邓艾攻入成都的263年，汉朝的末代皇帝应该是“汉仁宗”刘禅——匈奴人刘渊给追封的。 谁来决定一个王朝的终结与否？在胜者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最终历史解释权自然是胜者的法定权利。平心而论，胜者的视角是一个很重要甚或说最为重要的参照，汉朝亡于献帝禅位，元朝亡于明军进京，明朝亡于崇祯自缢，这自然也没错；但既然要给一个国家宣判死刑，是否也应从败者的角度，书写他们的“历史年表”——汉亡于刘禅请降，元亡于明清之际，明亡于施琅攻台——败者的历史叙述何尝不是一种“平行世界”，“败而不亡”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巨大历史存在，远不是一句“前朝余孽”可以轻松带过。 偏安也好，流亡也好，小朝廷也好，你说他亡了，可他分明还在那里。 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