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玫教授做客贵阳国学大讲堂——从《世说新语.docVIP

2012年6月27日 　 贵阳新闻网/gyrb/html/2012-06/27/content_298583.htm 在厦门大学王玫教授看来，让无数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体现在一些琐屑的生活场景中，并多以剪影的形式记载在《世说新语》一书里。“同样是对待人间喜怒、名利欲望、生老病死，魏晋士人在飘然洒脱的言行之中，蕴含着对人间万物的悲悯之情、赏爱之心。冯友兰先生用‘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八字，概括了他们的这种诗化人生。”6月23日，王玫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带领听众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诗化人生。 ?? 在忧患底色上生发的“人的自觉” ?? 提到“魏晋风度”，便让人想到《世说新语》。这书来头很大，鲁迅先生说它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冯友兰先生称之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王玫教授认为，适逢人性觉醒的魏晋时期，《世说新语》绝好的呈现了“人的自觉”这一时代气质。 ??这得从时代背景说来去。王玫教授引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的观点，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酿成社会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思想大解放时代，先秦、魏晋、晚明，魏晋时期的时代气质在于，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具体的表现有：深情。在先秦两汉，除老、庄外，“情”因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而被视为人性中的一种负面因素。崇尚自然的魏晋士人扭转了这一看法，认为发乎内心的“情”重于世俗陈规，这里的“情”除了友情亲情之外，还涵盖了对万物的悲悯之情。也因此，魏晋士人的言行常常显得他们是反常规的“越俗”之辈；玄心。先秦的诸子百家皆是入仕的，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兴衰、百姓苦乐，以及如何端正个人品德，处理人际关系。魏晋士人则不为某种实在利益而活，而是超越名利，在宇宙中思索人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注重的是自身生命的体验，通过玄思拯救自身；平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是征服或奴役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众生都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共生并存的本真、自由的存在。 ??“一言以蔽之：魏晋士人的精神境界体现了非功利性、超越性、众生平等的特质，体现的恰是‘人的自觉’。”王玫认为，“人的自觉”意味着：向内发现自己，向外发现山水，万事万物因人性的觉醒而笼蒙上一层诗性的光芒。“也就是说，有人的自觉的人，心中必有诗意。” ??魏晋名士诗意的存在，也必有诗意的思想与审美。具体的例证是：人的觉醒带来山水审美，如顾恺之的山水画等等。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以前的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家；以后的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所支配。“只有魏晋这几百年间，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是介乎成熟与质朴之间仅有的诗意时代。”王玫说。 ??但这“诗意”有一层忧患的底色。王玫认为：魏晋之际政治极端黑暗，士人的人格一再遭到政治的强行摧残和无情嘲弄，即便与政治妥协，也依然难逃劫难。“对于多数人来说，逃往山林田园，在清虚静寂的世界里保持纯真的诗性，成了彼时士人唯一的去向。” ?? ??真名士的风流：清谈、饮酒、游览 ??都说是真名士自风流，魏晋的士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他们的名士风流的呢？王玫教授认为有三个途径—— ?? 清谈。清谈是魏晋时广为流传的一种学术性社交活动，有学术沙龙的味道。名士们聚在一起，不谈现实中政治经济问题，也不谈炒股、炒房等问题，关心的是宇宙人生的哲理。清议之余，又偶有些插科打诨的成分。在当时，清谈是一种修养，不会清谈的人会被人瞧不起。“遥想当年，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之后，仍让人向往不已。”王玫教授说。当然，后人对此也发出了“清谈误国”的批评。 ??饮酒。饮酒本是日常生活行为，魏晋名士却将之赋予了深厚的意义。首先是解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次是寻找快乐，“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再是避祸全身，“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解醉酒保全自身；最后是借酒寻找“体道”的感觉，饮酒微醺后，那种模糊物我界限的混沌状态，很像得道后的心理状态。“魏晋士人对酒的不同态度和格调，折射出他们对生命的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王玫教授说。 ??游览。魏晋士人喜好游览山水，在他们眼里，山水是“道”的具象表征，山水是前所未有的美。王玫说，“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相隔，是道德的附属物，只有在比德的思维方式下，山水才有意义。但到了魏晋时期，山水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审美品格，已经作为人的抒情畅神的对象与人的生命情调发生了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在山水中安顿人的生命。” ??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