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下周王室与诸侯国关系研究.docx

封建制度下周王室与诸侯国关系研究1251班刘鹤鸣引言周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面对殷朝留下的土地、财产、人口、官吏、军队及其故属国，周采取了封建诸侯的政策，以达到屏藩周室的政治目的。周初的分封对象有同姓宗室子弟，又有异姓功臣宿将，还包括神农、尧、舜、禹及商汤的后代。史传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有土地，而且还有人口，即所谓“授民授疆土”。封君要对周王室尽纳贡、守边等义务。西周后期，周王室经历了一个由胜至衰的过程。周厉王的专制政策，引发了“国人暴动”，这次暴动给周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幽王宠爱褒姒，废嫡立庶。曾侯联合犬戎攻周，杀幽王与骊山下，西周王朝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王朝。周王室东迁雒邑后，王畿之地大大缩小，其国力日益衰微，但周天子名义上仍然是天下诸侯的共主。春秋初期，王室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周天子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许多诸侯仍然对周天子行朝觐之礼。但同时，东方各诸侯国在近二百年的扩张经营后，羽翼渐丰，特别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实力已经超过了王室。齐、晋、秦、楚等大国，经过改革，国力大增，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由于王室衰落，管辖范围日益减小，大量戎狄从边疆陆续进入中原，对中原各诸侯国进行侵扰。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中原华夏原族。齐、晋、秦、楚等霸主强国，先后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称霸中原的目的。这些霸主既想摆脱周王室控制，又想利用王室达到自己号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虽说徒有虚名，但其声望还是起一定作用的。霸主的强大引起周天子的疑惧，但周王室需要依靠霸主来保护安全。王室在衰落中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力，霸主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暗中转移着王权，周王室只有在霸主国之间搞平衡，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本文亦揭示了周王室和霸主国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复杂和矛盾的关系。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周王室更加衰微。周天子在政治上，已经不能号令诸侯，不能主持盟会，对诸侯国君也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在军事上，不能征调各国军队随其出征；在经济上，王畿之地愈来愈少，诸侯国不在向王室纳贡。周王室既贫且弱，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朝廷。战国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国。大国之间展开了掠夺土地、霸占人民、扩大地域的兼并战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诸侯国撇开周王室，各国间开始了“相王”运动，周天子连虚名也不存在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共主政治”退出了老师舞台。西周初期周天子共主地位的确立周朝是建立在邦国政治体制上的。这种政治体制来自于商朝。《诗·大雅·文王》曰：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说的就是这层意思。这就是说，周朝原是商朝的一个邦内成员，现在虽已为新邦之主，需要革命，但邦制是需要保留的。因此，周朝的邦国政体构架基本上是按照《禹贡》所言的那样，以周王室为核心，层层外延，直至邦界，乃至邦外的未化世界。邦内的每支政治力量都是邦的组成部分，都必须服从邦主的领导。周邦的组建和发展验证了邦国政体的存在和缺陷，而正是这种缺陷，成为周朝解体的关键原因。周邦的组合是在商朝后期开始的。商朝后期是殷邦国的分崩离析时期。《史记·殷本纪》曰：商纣时，“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应当说，这种局面在商朝的历史上并不是头一次发生，但以前都能通过各种措施而化险为夷。但这次危机是如此的严重，再加之奸臣弄权，“诸侯以此益疏商”，“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等到周武王强大到足以与商纣决胜之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咸会”而灭商，建立起周朝的邦政，“封殷后为诸侯，属周”。西周王朝建立后，陆续在辽阔的四土之境进行大批封建，在军事要害地区设置军监，以加强对四土封国的行政管辖，同时按照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规定四土诸侯朝觐天子、纳贡方物及勤王远征等义务，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宗法分封制政体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随着西周王朝持续对四土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经营，四土之境无数互不相同的古邦遂被制度较为划一的各国所代，与此同时，西周王朝也在其对四土大规模政治、军事经营过程中，在王畿、地主及外族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在内部与外部的种种紧张关系中，得到了发展。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西周王朝四土封国以初步萌发了早期地方行政区的若干原始因素，因而西周王室与四土诸侯之间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初步具备了宗法分封制政体下封建国家中央机关与地方政权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也由此建立。王室共主地位的衰落在周王室共主地位衰落原因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孝诚在其文章《周王权兴衰的财政经济原因》中认为，周王朝对王畿的剥削是王朝财政的基本收入。仅以王畿地域之广，剥削之重，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