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doc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 南京律师网 点击:425 18世纪末，随着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大规模的群体纠纷也随之产生，即一种行为或事实引起众多主体的争议，一旦诉诸法院，就出现了群体诉讼。由于诉讼主体众多，不但民事诉讼中传统的单一诉讼制度不能解决，共同诉讼制度也无能为力。诉讼实践呼唤着新的诉讼制度的诞生。200多年来， 世界各国先后出现的群诉讼模式主要有：英国的代表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原联邦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选定当事人诉讼以及我国大陆的代表人诉讼。上述群体诉讼制度形式各异，优劣互见。本文仅就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进行比较、评析并提出一些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想。一、美国的集团诉讼制美国学者玛莉·凯·凯恩认为：“集团诉讼是允许一人或几人代表他们自己或那些声称受到同样侵害或者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侵害的其他人起诉或被诉的制度。”〔1 〕而法律辞典中对集团诉讼所下的定义为：“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2 〕虽然表述方式不完全相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了集团诉讼的本质特征。作为与单一诉讼、共同诉讼并列的群体诉讼制度的一种，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它的优势在于克服了单一诉讼、共同诉讼主体容量的不足，使大规模的群体诉讼成为可能，而由代表人进行诉讼，既使当事人减少了讼累，又使法院免于审理大量重复案件，及时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诉讼效益的原则。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来源于英国的代表诉讼。代表诉讼制度虽然在它的原产地演进缓慢，但在引入美国后，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48年纽约州《Field民事诉讼法典》是最早推行代表诉讼的法律文件。 该法典规定：“问题是多数人共同的、一般的利益或者能够成为当事人的人数众多，并且不可能使他们全部出庭，由一个或者几个人代表所有的集团成员的利益提起诉讼或被诉。”〔3〕《Field民事诉讼法典》强调集团成员必须在共同的法律问题，且没有明确法院判决是否对所有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1938年美国国会授权联邦最高法院制定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详细地指出了哪些案件适用集团诉讼，并打破集团诉讼只适用于衡平法救济的传统，把集团诉讼引入普通法救济的领域。这虽然推动了集团诉讼的适用，但其规定仍有许多缺陷，尤其是没有将集团诉讼的具体程序规范化，导致了有关集团诉讼的规定和解释在诉讼理论和实践上的繁杂和混乱，并由此引发了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1966年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主要是补充了“集团诉讼的要件”和“进行集团诉讼的可能性”，并详尽地规定了集团成员诉讼程序上的保障措施，使集团诉讼的立法趋于具体化，也更加利于实际操作。根据1966年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提起集团诉讼的必要条件是：1.集团人数众多，实际上不能共同进行诉讼。集团人数众多，是指涉及同一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的共同利益人人数众多。至于人数达到多少才能适用集团诉讼，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各类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人数多寡与案件的复杂程度的联系也是不同的，因此，目前还只能以“不能共同进行诉讼”这一抽象原则作为界定适用集团诉讼的人数下限的消极条件。不过从有关判例看，英美法系各国都认为5 人以下不适用集团诉讼。2.集团的所有成员存在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这是对集团成员之间内部关系的规定。这种关系的确立，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最初，英国的代表诉讼制度中，要求所有共同利害关系人必须具有“同一”利益，束缚了代表诉讼制度的发展。1966年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加拿大，都将“共同的利益”作为适用集团诉讼的要件，而对如何理解“共同的利益”，往往存在分歧。法官们倾向于作保守的解释，例如1937年美国法院创立了一个指导性判例，在该判例中，一些受骗购买消费品的人向法院提起集团诉讼，以期取得对所有受害者都有利的判决，但法院拒绝将此案作为集团诉讼，理由是任何一个受害者都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使其恢复原状，故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法院这种狭隘、保守的作法，引起了许多人的责难。他们认为这样狭隘理解集团诉讼成员利益的共同性，根本不能发挥集团诉讼的功效，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多数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放纵了违法行为人。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修改后，明确规定将集团诉讼所有成员存在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作为集团诉讼的适用要件。虽然共同的法律问题和共同的事实问题的含义亦不十分确切，但它毕竟将原来的“共同的利益”具体化，引导人们作统一的理解，从而规范了集团诉讼的适用要件。所谓“共同的法律问题”，比如在征税中关于某种税收规定所引起的争议，多数纳税人便面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