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释明制度探析发展与协调.docVIP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释明制度探析 　　许 可 　　释明，原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亦得明确，而所谓释明权，是为了明确诉讼关系(构成案件内容的事实关系以及法律关系)而对当事人就事实或法律事项进行发问或催促举证之法院权能，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之一种。释明权制度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最早见于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其后奥地利、日本、法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等相继采之。 　　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诞生背景，一般认为是为了克服诉讼竞技主义所带来的诉讼弊端，比如使诉讼明显带有赌博的性质，脱离国民的正义感知等。由于释明权制度涉及到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互动方式以及作用分担，因此不得不考虑其与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或者职权探知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是直接规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释明权行使的样态规定来看，法官的释明不过是赋予当事人一种机会，或者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或者作出新的陈述，或者提出新的证据，而对于法官的相关释明，当事人完全可以基于其自由意志选择听取或拒绝的态度。在诉讼的开始与结束、诉讼对象的选择、诉讼资料的提供等方面，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主导权依然掌握在当事人手中，法官更不是依职权去探知案件事实。因此，释明权既没有跨越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边界，也没有跨越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资料方面的责任边界，释明权与职权探知主义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替代，也不是对其的限制，不过处于补充地位。 　　虽然大陆法系各国在释明事项、释明方式等问题上的规定存在细微差异，但其明显蕴涵了立法者所欲实现的多重价值目标，同时构成了释明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从程序保障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本人诉讼的情形下)，因此具有实现诉讼武器平等、当事人实质平等的功能，强化程序保障。从发现真实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完善诉讼资料，使本案裁判建立在更为接近案件事实真相的事实基础上。从程序效率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消除当事人没有意义或具有欺诈性质的陈述，有助于将当事人之攻防集中到与本案裁判紧密相关的诉讼事项上，有利于提高程序效率。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释明权制度发挥着保障裁判正当性的重要辅助作用。申言之，在现代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下，释明权制度是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的伴生制度，如果说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运行的两个车轮的话，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主要体现为释明权)就是保障两个车轮有效运行的“车轴”。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民事审判制度逐渐脱离超职权主义，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的出台，该规定将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范围明显缩小，明确了自认对法官裁判的拘束力。虽然该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出现“释明”或“阐明”等字样，但这丝毫不妨碍学者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对我国法上的释明权制度的研究以及实务界对该制度实践的积极探索。这些研究或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因为它有助于裁判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含义的厘清与在立法上的最终确立，但其中存在的若干误识却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首先，仅仅关注了释明权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与处分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忽略有可能导致释明权在当事人特定诉讼标的过程中的缺位，弱化了释明权制度应当发挥的功能，同时也不利于准确理解和应用作为释明权内容之一的“法律观点的指出义务”。 　　其次，由于忽视了辩论主义的界限而导致释明权制度有被放大的危险。辩论主义并不是所有民事案件均应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并不是一个案件中所有事项均应适用的基本原则。根据大陆法系通说，在案件类型上，只有那些诉讼标的适于“私法自治”的案件才能适用辩论主义，对于人事诉讼，即我国法上的身份关系诉讼，包括婚姻、收养、亲子关系诉讼则完全排除辩论主义，而改采职权探知主义，因为这些身份关系事关社会伦理等公共利益。基于同一理由，即使在适用辩论主义的诉讼中，也并不是所有事项均适用之。比如公益性较强的诉讼要件即应适用职权探知主义，其中包括裁判权、专属管辖、回避原因、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以及是否二重起诉等事项。因此，在那些适用职权探知主义的案件或诉讼事项中，并无释明权适用的余地。有些学者将法官由于进行了适度“释明”而使得婚姻家庭案件调撤率上升作为一线法院践行释明权制度的重要精神和原则的例证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实务界将关于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种种改进措施均作为释明权制度建构的一部分，模糊了释明权的制度边界。包括最高法院《证据规定》在内，地方法院进行的种种名之为释明权的制度探索实际上大多属于完善程序保障的制度改革。 　　一般认为《证据规定》中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