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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有 企 业 改 革 八 问 ——对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 张思平 （征求意见稿） 三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为国有企业改革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在顶层设计中，中央作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继续坚持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等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决策。对此，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对新一轮国企改革充满着无限的期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等“1+N”个文件。如果说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国企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方面颁发的“1+N”文件则是国企改革的建设规划和施工图设计。 然而“1+N”文件发布后，国企改革却呈现了上热下冷、里热外冷、官热民冷、部门热企业冷的局面。据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身没有主动改革，基本上处于被改革的等待状态，地方政府对中央出台的国企改革文件大多数抱着按兵不动的观望态度，民营企业对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显示出极大热情，社会上对这些文件的反映也比较冷淡等等。从而使十八届三中全会顶层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仍停滞在建设规划和施工图阶段，迟迟难以全面开工建设。 国企改革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被动局面，从方案设计方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1+N”文件过程中，闭门画图，关门设计，没有很好地听取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文件的制定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国企的实际，并且带有明显部门利益的局限，缺乏全面实施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施工图方案本身内容上看，在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上，“1+N”文件未能很好地体现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价值，没有找出实现顶层设计目标的实现方法、途径和措施，对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多年国企改革的实践没有很好的总结。因此，如按照现有“1+N”文件实施下去，很难达到三中全会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目标。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一些领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深圳的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效益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充分肯定。本人非常有幸地参与了深圳国有企业改革二十多年的全过程，尤其是在2003-2010年的7年多时间里，主导和推动实施了深圳市国有企业的企业改制、布局调整、机制转换、资本重组、做强做优做大一批产业集团以及党政机关所办企业划转等一系列的改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有胜利和喜悦也有挫折和苦恼，既有实践的探索又有理论的思考。因此，我想根据深圳的实践经验，从以下八个方面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一些重大问题谈点认识，提些意见和建议，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一、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还是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明确提出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即“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然而在随后出台的国企改革“1+N”文件中，实际上对顶层设计中确定的方向和目标作了重大的调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从而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从立足于宏观的整个国有经济，增加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调整到立足于微观的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做强做优做大一批国有骨干企业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试图把国有企业都做强做优做大，我认为是需要讨论的，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问题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国有企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认识的过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的问题是内部管理和内部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加强企业管理，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实践证明，由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政企不分开，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转换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国有企业只要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所有企业都是可以搞好的，甚至都是可以做强做优做大的。 但是，随着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