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环境保护的喜与乐.docVIP

向权力诉说真理 ――我参与中国环境保护的欢乐与烦恼 蒋高明; 上世纪60-70年代每2年1次; 90年代每年1次; 2000年很快增加到12次; 2001年，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强沙尘暴过程41天; 2002年3月18-21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强的1次沙尘天气，强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140万平方公里。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电视上的标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带的群众顶着狂风，刨开树坑，种植手指肚般的杨树苗。记者采访牧民，牧民们都希望树木快快长大，挡住沙尘暴；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异口同声的回答也是，“种树啊，种树挡住这讨厌的沙尘暴”。2000年前后，人们脑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胜天”，相信人力能够战胜沙尘暴。 为了治理沙尘暴，迎接2008年奥运会，中央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们开始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区造林。 造林能够奏效么？带着这样的问题，2000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在这里，我们要设计一个5年的试验，试图寻找一条造林以外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出发点就是，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草原上的优势植被应当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远不如草捂盖沙尘暴的效果好。 2001年，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减少了人为压力后，密密麻麻覆盖了40公分的草。当年参加北京高科技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初步成果。当时的发言题目“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会上，我还邀请了当年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英国皇家会员布莱德什先生参加会议，刘淇市长发的邀请信。布莱德什很赞成我的提法，认为很有意义。他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乌书记的小儿子呼合图格一起吃早饭，他用半蒙古语半汉语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发现，大概是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我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一闪，认为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激动之余，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开上车随他到了实验地。那是我们所做的4万亩试验中的一块区域。 眼前的景色谁都会被陶醉的：绿草已经齐腰那么深了，各色花朵装点其中，微风过处，风吹草低，这才是草原的风光！当年15岁的呼和，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才会高兴地告诉大人他的发现。实地测量的结果更让我们兴奋：当时那1000亩的高产英红玉米长得还不到30厘米的时候，这里的草层高度就达了1.43米，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自然萌发的2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实际上，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化严重的碱滩。2003年，4万亩草场中的草丛最高达到了1.85米, 生物量超过每亩6500斤鲜重。 我更加坚定了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理念。从此以后，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写文章、上电视，宣传这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反对在草原山造林这个投资大、见效小的流行做法。一个蒙族中学生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来，我参加了各种科普与社会活动，进行各种学术演讲与科普宣传。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汉城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海内外十几所高校的讲台上；给省(部)、市（地、盟）、县、乡镇(苏木)、村(嘎查)、街道各级领导和社区群众进行科普宣传，奔走相告中学生的发现。足迹遍及北京、天津、重庆、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黑龙江、吉林、云南、海南、新疆、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宁夏、西藏、四川、青海、台北、香港、乌兰巴托、汉城、巴黎等地。我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上宣传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知识，以专家身份接受采访并讲解有关细节，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等参与录制节目20次之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广播电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上呼吁自然力的作用；在各种报刊上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主要有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联合报》（台湾）、《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辽宁日报》、《北京科技报》、《京华时报》、《记者刘鉴强曹筱凡自然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专访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记者：沙尘暴的原因是什么？天灾，还是人祸？蒋高明：人祸。对草原最大的破坏是过度放牧，不给草原喘息的机会。植被啃光后，土就保存不住了。记者：5年前，你们又是如何治理这片草地的？蒋高明：2000年冬天，我们到了浑善达克腹地。那里雪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