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幅放缓时的金融改革与经济调控.docVIP

超越中国的转型经济 ——经济增幅放缓时的金融改革与经济调控 Edward S. Steinfeld 重新评估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转型的分析概念 世界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构成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和平革命之一。然而，更值得商榷的是，在何种程度上这方面的转变，应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一类独特的制度变迁充满了自己独特的挑战，弊端和病态。大部分关于转型的学术工作——的确，事实是存在关于后社会主义学家转型的具体文献——是以这种奇异的概念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审查程序问题最佳速度（渐进和零碎或迅速而全面的）和最佳财产权利安排（全面或部分私有化的国有变种）的讨论已经进行。 对于所有的活力和激情，这些讨论有着一定回顾意义。在所有讨论中最清晰的参考点是，社会主义，一种事先制度安排，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是不可取的。然后问题就变成如何最佳地从在过去的有明确指派的系统中摆脱。怎样废除使得经济活动社会主义式集中的政治制度？1怎样才能使得与旧体制联系的社会集团被反驳，削弱或以其他方式重新调整，以便改变顺利进行？2怎样才能使得增长诱导的市场被允许从一个旧秩序的灌木丛中出现？当增长没有出现，其解释经常提到过去社会主义长期遗留下来的体制，不够开放的经济政策，或令人沮丧的强大的反改革联盟。3 在假设转型的奇异性后，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他们通过比较的方法，得出几乎完全来自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制度比较（例如，俄罗斯与中国或波兰与匈牙利）。然而，这次有着比较合适范围的划定，伴随着某种隐含的假设因果4。换言之，划分本身偏向于某些对于经济成果的解释，而疏远其他解释。更具体地说，针对转型的讨论非常含蓄否定了一直种可能性，就是中国或俄罗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不来源于后社会主义转型本身，而更多的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标准的挑战，那些已经影响到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现代市场体系的挑战。 同时，由于学术研究把焦点放在改革进程而没有改革明确界定端点，转型呈现出无限和几乎静止的特性。何时这个过程被认为终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这种行为的终结，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条件，即计划经济体制的解散，而呈现出更加“标准”的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什么情况下，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体系可以被认为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 这种分类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们将很大程度上支撑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此外，它们剧烈影响着应用于原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性政策建议。为了了解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当代政治经济学问题，尤其重要的是重新探讨分类的问题以使之明确，并最终挑战那些通常运用于转型期国家的假设。 困惑：改革时代中国财政中介业衰退的效率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经过了两十年的飞速扩张，而如今其似乎已经气力耗尽。一系列问题相互交织的问题（一些已潜伏多年），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产能过剩和在行业利润率下降，上升的不良贷款和国家银行体系中的技术性破产，持续两年时间的通货紧缩，并最终减缓的增长。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行为，这个体系本身反映了某些矛盾。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包括金融体制，经历了重大程度的自由化和市场化5。然而，特别是贯穿20世纪90年代，金融中介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而不是增长。正如图1中所示，20世纪90年代M2的增长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截至目前，中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四大国有银行，注入经济的投资的速度大大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而这些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已经下降6。同时，不良贷款的水平，虽然难以衡量，却似乎有增无减7。 问题大部分源于一个事实，即中国信用制度的主要受助人仍是国有企业——中国当代工业经济中流动性最少的成员（见图2）8。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国有企业占不到一半的中国工业净资产增长，但他们一贯消耗国家财政贷款份额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见表1）9。中国工业，经过九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相当程度的固定资产扩张，已经疲于应付大量未充分利用生产力。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避免了崩溃，却显然进入了一个明显放慢增长的时期（见图3）。 这些模式应该如何解释，而又为什么得以持续？转型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存在接近市场的商品总额流动，劳动力流动，技术流动，甚至财产权利的分配，其仍然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体系10。其理由是因为存在一个过去体制的残余，一种未经改革的，由公职人员控制，而不是独立的市场体制下中介服务的特点所决定的投资机制11。规范性暗示着解决方法在于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扩大私有化和减少国家介入。实际上，问题正是社会主义，而解决方案正是市场。 另一种供选择的发展市场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低迷和随之而来的财政问题不涉及到社会主义的体制残余，而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中共同发现的现象。中国今天的问题反映出行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下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