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徐雪寒.docVIP

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 应申同志逝世已经两个月了，但是他纯朴、坦率而真挚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不能去怀。 “维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由近谈起罢！ 那还是关在牛棚的时节，一批批从广西来的人向我调查应申的历史。调查，当然并无不好，但在那个时期，它是另有含义的；我断定，对于这位象金子那样纯净的人，也正经历着烈火的“煅炼”。以后，远道辗转传来有关他的遭遇，尽管广西的秩序恢复较早，“四人帮”在那里不能为所欲为，但听到的种种，也够令人毛骨悚然，啼笑皆非。一九七七年底，他调回北京工作，过年后，他和储继同志一起来看望我们，我和他有二十四年不见了，感到他清癯瘦弱，音容憔悴。他对我问长问短，关怀备至，也谈到十年中几位被整死的老同事，就是不谈他自己的遭遇，问他，也顾左右而言他，完全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怨愤。多宽敞的襟怀啊！ 但是，精神创伤可以痊愈，体质损害却不能不有所遗留。不久，医生宣告他已患有后期肺癌。对于这一不治之症，他沉着镇定，无所畏惧。他承受了放疗、化疗等的煎熬。去年，从上海回来，毛发秃尽，食欲全无，我去探望他时，他用低不可闻的完全硬挤出来的声音，反复地询问我关于国家的经济形势、调整方针的落实等等，而不屑多谈自己的事。每次一见到我，必定问我孙冶方同志的病情，当我告诉他冶方神奇般的治疗效果时，他展出发自心底的笑容，好象他自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我问过他，你的儿子在广西百色，两个女儿留在南宁做工，你打算怎样？他回答我说，我们前后两次在广西工作，近二十年，让他(她)们留下去吧，报答边疆人民对我们的恩情。 我问过他，你一九三四年入党，因组织破坏失去关系，以后一直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干革命，一九三七年又入党，事迹昭然，应否申请恢复党龄？他回答我说，党的组织部门会关心党员的政治生命，我不应为自己提出申请。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是四十六年前的往事了。一九三四年秋，他因南京党组织被破坏，流亡来上海，参加我们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研究、学习和政治活动。我们知道他在一九三二年被捕过，经王昆仑同志营救出狱的。他沉默寡言，但政治态度积极，中英文都不差，还会些美术、书法，懂会计。一九三六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去他家串门，他同孙克定同志合住一个小亭子间，当时他被迫离开生活书店，正从事译书工作。桌上放着一本绒面精装、庄严肃穆的书——《海上述林》，封面下方印有“诸夏怀霜社出版”字样，他看到我有些不解的样子，就如数家珍般告诉我，鲁迅先生如何为秋白同志编印文集的内幕。我当时就想，他真是一块搞编辑出版工作的好料子。夏天，组织委托我和他筹办新知书店。如果没有应申，看来我是不会有信心接受这个任务的。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勉勉强强靠卖文为生的人。为了有一个自己可以绝对控制的出版机构，我们决定办一个革命书店。 靠五元、十元地筹募资金，靠捐献卖文所得的稿费，终于凑起六、七百元，就挂出牌子，出书了。他对当时出版事业颇有所见，知道不但政治风险很大，而且经济上也要冒收不回书款、吃倒账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一方面力争公开合法，一方面尽量撙节日常开支，降低成本，多出好书。我们租了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厢房，应申是唯一的专职干部，每月拿十八元生活费，住在这个办公室兼货栈的小房子里，还得贴回公家(我们当时对书店的称呼)几元房租。一本书定稿后，有关版面设计、买纸、跑印厂、核算成本、确定售价以及书店设计帐册、记账、开票等等工作，主要都是他承担的。新知书店的方针，是出版严肃的社会科学书籍，探讨中国经济问题。除了出版已经颇具声誉的《中国农村》月刊外，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开始出书。当时国民党实行卖国的法币政策，我们出版了《中国法币往何处去？》一书，加以揭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我们马上出版了两本支持阿比西尼亚人民的书，还出版了应申翻译的苏联科普作家M.伊林的《人类征服自然》和应申、克定合译的《苏联的发明故事》等书。在短短三个月里，我们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书店就站住脚了，应申日日夜夜的辛劳得到了结果。以后，我因另有任务，由姜君辰兼任经理，出面负责，应申主持实际业务。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一九三六年至抗战前，新知业务有了飞速发展，相继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包括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文章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基本知识》、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等书，以及吴大琨翻译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吴清友译、孙冶方校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和巴比塞著、徐懋庸译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等名著，除了《中国农村》外，还出版了姜君辰编的《新世纪》月刊、叶籁士编的《语文》月刊等刊物。 我们既获得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记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