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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法之亮点解读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学在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及时、高效、妥善地解决民事纠纷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 中国具有“和为贵”、“无讼”、“厌讼”的法律文化传统，而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则是这一传统的重要体现。根据调解人的性质不同，调解大致可分为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其中，人民调解是诸多民间调解类型中分布最广、作用最大的一种调解方式，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认为是解决纷争、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国外也同样享有盛誉，被誉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但从规范依据上看，对于这一化解矛盾纠纷的极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长期以来主要是依据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政策性的规范性文件，而没有狭义的“法律”专门予以规范。 具体而言，尽管早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依据，并且在1989年国务院又重新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但这两个法规只规定了人民调解的组织程序，没有全面地对人民调解制度作出完整规定。为了更好地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司法部于2002年9月26日发布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6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共同于2002年1月1日和2004年2月13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虽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却具有以下重要缺陷：第一，其效力层次偏低，与人民调解的重要性不相称；第二，其内容不完整，有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的规定还不够协调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第三，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有的调解制度在组织规范、程序规范和协议效力等许多方面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因此，人民调解法的颁布，意味着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表明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原则、组织形式、调解员的选任、调解的程序和效力等问题作出了规定，从而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二、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机制更趋完善 人民调解法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互补作用，总结了实践中各纠纷解决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化解社会矛盾的实际经验，在以往司法解释和规章所作规定的基础上，对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机制作出了更趋完善的规定。 （一）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贯彻了人民调解优先原则 人民调解是通过民间方式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有效手段，是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具有灵活性、快速性、低成本等优点，因而应尽量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人民调解法第十八条即体现了这一要求，贯彻了人民调解优先原则，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据此，法院在立案之前或公安机关行政裁决之前，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角度出发，认为某些案件的首选纠纷解决方式并非诉讼程序、行政程序时，即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来解决其纠纷。 （二）强调了调解不成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由于各种原因，调解可能不成功，故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明确规定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 由于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而一旦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往往还需重新进入诉讼程序。这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加大了法院的工作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的法院进行了人民调解协议之司法确认的改革探索，例如甘肃省定西市两级法院早在2007年3月即进行了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24日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则对司法确认程序加以认可。以此为基础，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首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对这一机制作出了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