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有关基础理论参考.ppt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说明为什么对进口或对使用自己的资本进行限制为不必要时，使用了“看不见的手”一词： “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些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国富论》，第4卷，第456页） 附录3·2（续三） 由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并非有意去造成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斯密的创新。在17世纪配第（Petty）和洛克（Locke）的著作中，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18世纪最早的先行者之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18世纪最早的先行者之一，是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虽然关于曼德维尔是否有一种堪与斯密比拟的自行建立的秩序的概念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他的关于贪婪，奢侈和不知餍足这些私人恶癖会导致财富丰盈这种公共利益的名声不好的说法（《蜜蜂的寓言》，1714年）激起了许多辩论却是十分清楚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斯密是其中之一——拒绝接受曼德维尔把私利同贪婪等同起来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是他们创立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作为他们写作的一个主题：私人行为可以产生行为人所不曾预期的有益的公共影响。例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把私人财产和一般政治制度描述为“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执行任何人类意图的结果”（《关于文明社会史的论文》，1767年）。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解释司法制度怎样作为关于具体争端处理的一系列个人为自己谋利益的决定的副产品而出现时，在他主张说人类体制（如货币和语言）是从个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为而产生时，均曾乞灵于这一概念（《人性论》，1740年）。 附录3·2（续四） 亚当·斯密也像曼德维尔、弗格森和休谟一样，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察上：人的动机就是利已。可是，对斯密来说，利已可能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人类特性，反映了一个人不仅关心他的物质福利，还关心他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对斯密来说，利已是社会理论中的“运动原理”，就像吸引力是牛顿物理学中的运动原理一样。斯密相信，那些认为政府可以自由制定它用来调节社会的任何法律的人，是不懂得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的。斯密所称的“制度的人”， “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道德情操论》），第380-381页） 附录3·2（续五） 自然，18世纪是紧随牛顿的伟大发现之后的一个世纪。亚当·斯密不仅熟悉牛顿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最后10页赞扬了伊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体系。因此，从“牛顿的”体系去看亚当·斯密的经济体系，即把它看作是根据少数简单的人类行动原理去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的企图，似乎是合理的。斯密在事实上所描述的经济体系，乃是人的利已心以及就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进行交换、互易和交易的特有的人类习性二者的产物。交换导致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使工人能利用规模经济，从而产生比没有交易时得到更大的财富总额这种非预期的结果。因此，国家财富不是依存于自觉的政府计划，而是依存于个人进行交换、专业化和扩大他们的市场自由。其次，斯密的“天然自由的简单体系”总的有益性质不是依存于个人的善心，而是依存于在一种自由交换制度中利已心的作用。斯密指出，在交换中，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既不是由于强迫我们的交易伙伴，也不是由于乞求他的慈善心，而是由于在交易过程中同他自己的利已心相契合。两个人进行交易，因为从交易中均能获得好处。或者像斯密所说： “……人差不多总有机会去获得他的兄弟们的帮助，然而只是期望从他们的善意去获得这种帮助，那是徒劳的。但是他如果能激起他们的利已心，使之倾向于他，并向他们表明，正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才去作他所以他们为他要作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达到目的。……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国富论》，第1卷，第26页） 附录3·2（续六） 一般说来，“看不见的手”如此生动地概括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改称为“对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