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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政史地]秦暴政再思考
通过秦汉过度教学思考认识专业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性
教学是以学科专业为前提展开的,平时我们过分注重教学方法和手段,忽视了对学科专业本身的学习研究,反而束缚了教学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对秦汉过渡的思考,结合专业学习研究成果想给教学提供新的信息和途径。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中秦汉过度一直是教学难点。我认为应从秦的“暴政”切入,明了秦暴政出现的原因及表现才能衔接汉帝国的反思,把秦汉过度作为“大一统”形成整体来考虑。
法治主义在全帝国推行
秦的法治无疑是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始。商鞅立法的原则:对坏事实行连坐;严刑峻法,让人民不敢去做坏事。“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筋,镢烹之刑。”[1]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指责秦的律法严酷。但这些骇人听闻的刑法决不是秦独有,比如车裂和烹刑在前694年的齐国就有记载。汉代新法典编于前200年,是在秦六章法典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章,这九章法典都是关于刑法的。汉代虽然取消了致残的刑法,法律的严酷没有多少减轻。汉文帝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2]。律法严酷只是为了保证国家政策被不打折扣地执行,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对资源的垄断掌控,提高行政效率。西陲落后小国秦,在商鞅变法后强大起来,不能不说是法治主义所起的巨大作用。
商鞅在推行法治之初,统治还是比较宽容的,这是因为法治主义的转换属于统治理念上的事,要在现实中实行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尤其在此期间会遇到乡俗地抵制。乡俗作为一种复杂价值体系,就如同网状根系深扎于民间,如果被法治秩序侵入,必然引起反抗。当时,尽管有郡守的命令,官吏们面对原有习俗根深蒂固的社会束手无策,法律实施被歪曲或被公然无视,肩负地方行政之责的县令对这些违反者也常常只能视而不见。《语书》斥责乡俗为“恶俗”,这意味着秦法在前258年前的占领区很难贯彻。根据日本学者工藤原男对睡虎地秦简研究认为,秦的法治主义在公元前258年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前宽容基层社会习俗的具有柔性的法治主义,被追求象《语书》所见那样强硬的一元化统治所代替。”[3]
一元化统治在以后统一六国战争中不断被强化。到六国一统,秦始皇没有放慢脚步,为了实现“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4]政治理想,前221年他就把商鞅的秦法典在全帝国统一实施。秦国经过百年才让法治主义在秦扎下根,可想而知,在没有法制传统的六国故地推行秦法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秦始皇为了推行法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去王称帝。秦采用帝号是在秦昭王时期,《史记 秦本纪》记载昭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六国年表》也有同样记载:“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而且自昭王四十九年(前258年)以后,秦始终保持帝号,工藤原男认为这个一定与秦法治主义的转换有关联。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当年,就下令“其议帝号” [5],于是就有了皇帝称号。可见,自昭王以来的秦国执著于帝号的意义,是希望天下承认实施法治以后强盛起来的秦国。秦始皇称帝,说明了他要违背中国自周以来的传统,废分封推行法治的中央集权制。
其二,政治统一。秦始皇称帝以后,着手废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6]废分封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内部多数人的反对,只有廷尉李斯站出来,陈述了分封制度的缺陷“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7]他极力支持在全国推行郡县“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8]。秦始皇认同了李斯,强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9]。为了削弱地方和六国原来势力对法治地抵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10] ,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醵,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廷宫中” [11],大规模的销毁兵器。同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12]。
其三,思想控制。对废除分封制度的不满,直接导致了焚书事件。前213年,在秦始皇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仆射周青臣当面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尤其推行郡县制。这引起了齐人淳于越不满,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始皇废分封制度“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天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救哉?事不事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又站出来有力反驳“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起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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