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探析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四.doc

探析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　　菲韦格写作此书，受维柯博士论文及《新科学》中所透现的古代思想价值的激励，追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学问足迹，试图恢复“现今几乎无人知晓的”论题学之本真面貌及其与法学之间的关系。他深感“公理-推演体系”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成，而必须由“形式论题学”(formale Topik)意义上的理性讨论程序来加以补充[95].菲韦格所理解的论题学基本上以西塞罗的同名著作为依据[96]，他指出：“论题学是由修辞学发展而来的问题思考技术。它展现某种直至在细节之处与演绎-公理体系显然有别的思想结构。”[97]论题学考察的最重要之点在于确立这样一种立场：它所涉及的是以问题为取向的思考技术。这门思考技术运用的思维就是情境思维，它提示人们在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aporia[98])或难以消解的问题情境(Problemsituation)时，应当如何应对而不至于陷入无以拯救的地步。这要求人们把问题看作是既定的、而且常常是前导性的存在。那么，何为 “问题”?菲韦格采取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认为：当对某个提问提供多于一个答案时，就存在着某个“问题”。这样一个有待认真对待的问题之存在就蕴含着德国哲学家尼克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所称的“困局工作方式”(aporetische Arbeitsweise)[99]之结构的第一部分内容：问题总是在情境理解(contextual understanding)之内发生的，这种理解预设一种提供答案或解决办法的需求。一旦问题是根据某种默认的尝试性理解之背景来加以理解的，那么问题的解答就能够按照下面的方式来重构：它被“带进了多少有些清楚、多少有些广泛的推演关联结构(Ableitungszusammenhang)之中，由此揭示问题的答案”[100].假如把这个推导关联结构称作“一个体系”，那么也可以简单地说：旨在寻求解答的问题是归结为体系之内的。故此，菲韦格指出，困局(问题)思维是以某种可以适用的体系或者“融贯性语境”(coherent context)为前提条件的;寻求体系(尽管受到限制)也是问题解答的构成因素。或者如哈特曼所言：困局(问题)思维“并不怀疑有体系的存在，也许确定的存在体就潜藏在其本身的思维之中”[101]. 　　诚如菲韦格所分析的，我们不能否认问题和体系之间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实质交错关系(wesentliche Verflechtungen)。假如我们把重心放在体系考察上，那么就会产生如下的图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根本上只有一个体系A，通过这个体系将所有的问题分成“可解的”和“不可解的”两组，那么这后一组肯定会被当作纯粹的假问题而弃置一旁，因为仅从另一个体系B所做的反证也是可能的。存在A，B， C等等多个体系的场合所做的相应推论亦同样成立。它们将挑选出附属于各自体系的相应问题A‘，B’，C‘等等，而舍弃其余问题。换言之，体系的引入影响问题的选择。反过来，我们把重心放在问题上：这似乎在寻找某个有助于问题解答的体系。假如有一个唯一的体系A把我们的问题解释成“不可解的”(当然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假问题)，那么它并不能否定另一些体系会有助于该问题的解答。存在A，B，C等等多个体系的场合所做的相应推论也同样有效。假如这些体系对于问题的解答无所作为，那么总会有更多的其他体系会对此有所助益，在这种场合，问题的性质终归是存在着的。换句话说，问题的引入影响体系的选择，通常导致体系的多元化，却又不能从某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对此，(推导意义上的)体系之作用极其有限。 　　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追问：问题的恒定性到底来自何处?菲韦格指出，问题显然来源于先在的理解之关联结构(语境)，由此人们首先并不知道这个关联结构(语境)到底是一个逻辑体系(或推导关联结构)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在根本上作整体的观察。这里，应当注意体系思考方式(Systematische Denkweise)与困局(问题)思考方式的区别：体系思考方式从整体(大局)出发，构建是第一位的、占主导地位的;而困局思考方式进行的程序则完全相反：它有时可能只考虑“片段性的省察”(fragmentarische Einsichten)。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就使用过这种思考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予以采纳。论题学所利用的也是这种思考方法。 　　这种思考究竟如何能够具体地进行?自然，当我们在某个地方遇到问题时，可能会简单地预先采取下面的办法：尝试性地以随便任何一种选择方式来把握那些多少有些偶然出现的观点。以这种方式寻求客观上合适而有用的前提条件，旨在能够进行使我们得到某些明确启示的推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天天经历这样的事情。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也会形成某种精确的考察：一定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