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致辞]浅论我国的行政调解.doc

浅论我国的行政调解　　随着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不断加快，行政机关在处理各类纠纷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而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行政调解不管是从立法到司法，还是从应然到实然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对行政调解从理论立法和实践执法进行强化，使之更好的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行政调解的的基本涵义行政调解的主管者在我国除行政机关以外，是否还应包括事业单位及一些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在内；行政调解的是否可以扩充到所有自愿接受行政调解的各类社会纠纷对象，行政调解的程序应该如何才能更好的与司法程序相对接的。据此，本文拟从我国行政调解的现状出发，反思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特色的行政调解；分析和考量我国古代的一些行政调解方法和指导思想，用于架构和指导当前的行政调解；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调解的效力一般不具有终局进行考量和分析，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和处理好行政调解效力问题，使之能更好的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我国历史上就有行政调解，而且在实际当中其运用数量和次数远远远超过了司法，只是在近代变法后，行政与司法才逐渐分离。到目前为止，对行政调解有重大突破性的全面性的研究成果尚不是很多，这也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调解法原因；西方国家对待司法远远重于行政，行政调解运用远少于司法，甚至根本就没有行政调解，据此，有必要对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予以研究和阐述。笔者在政法机关工作，在工作中常需运用行政调解对纠纷进行调处，积累了一定的行政调解经验，而且在研究生学习当中，我就一直很注重这方面理论和学术资料的积累，联系实际工作，我对行政调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和探索。一行政调解的涵义　　调解作为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一项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寻常的重要地位，许多西方国家都对此进行过借鉴。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兴起简称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所谓“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运动，即一般意义上的非诉讼解纠方式，提倡重视纠纷解决的非诉讼方式，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行政调解作为作为一种“东方经验”在中国源远流长，这种“东方”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力求建构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具有主持调解的主体上的特定性、调解方式上的非强制性、调解形式上的准司法性以及调解协议效力上的非拘束性等特点 。行政调解不仅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弘扬公民自治，更有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卓有成效地弥补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不足。在行政调解中应严格遵循双方自愿合意，做到法、理、情相结合，尊重纠纷当事人诉权。（一）行政调解的字语解释及定义　中国古代儒家对“仁”、“礼”的强调和推崇以及对“和为贵”的主张，都是为了平衡和协调社会人际关系。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就是强调和谐，强调“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道家与法家也是同样提倡“息诉止争”。不过所有的这些都是存于理想之中，是人们对社会关系所追求的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社会中的不同主体总是表现出不同的利益需求，有利益就会产生纠纷，因此，纠纷对社会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产物。既然有纠纷就需要解决，而调解是除诉讼之外处理纠纷的一种方式，调解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调的方式来达到解的目的，它是指通过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道德、习惯、宗教、法律等等）对纠纷当事人进行劝告，提出建议，以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解决纠纷。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和为贵”的儒家伦理纲常已深深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尚中庸之道，也就决定了中国人对于诉讼的态度认为“讼，惕，中吉，终凶”。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 即“讼”是不吉祥的，它把那些为物质利益而争讼的人视为“莠民”或“小人”。调解作为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它承载着传承传统文化和发挥社会功能的历史重负，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深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社会价值观，是世界法律文化中极富中国特色的部分，在解劝决社会纠纷当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们对待纠纷倾向调解，而不是诉讼，而且这种偏爱调解的倾向在道德和思想层面上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行政调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人们之间的争端由部族首领（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主脑）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通过协商或者其他为纠纷当事方所认可的方式予以解决。而对于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使其归顺，认识错误，达到平息矛盾、排纷解争、调整好相互之间关系的目的，以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可以说，这就是行政调解的最初的原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