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缘何忙于做生意演讲范本.docVIP

记者缘何忙于做“生意”演讲范文 “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所谓的“生意”和“办案”，就是记者们去一些出现问题的单位进行采访，而后被曝光单位主动找到记者或被动地叫去看稿，在交纳一定数额的“宣传费”或“征订费”才能免灾。而这一切都在报社领导明里暗里支持下进行的，有时为了震住被曝光者，报社老总会在发稿签上写下“此事件十分严重”等意见，再交给记者以出示人。见《中国新闻周刊》第205期）是什么促使记者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起敲诈的勾当，原来是报社的创收任务在作祟，报社从年初就定好了全年创收计划，从老总到普通的记者都有创收任务并与其工资挂钩。 20**年，为保证完成任务，报社还集体组织了一次“以打击乱收费促使报纸创收”的特别行动，在领导的纵容下，报社全体记者出动，当年就从学校敲得人民币100万元之多，黄岗市除黄岗中学外，大一点的学校无一幸免。以监督学校乱收费为已任的记者和报社，竟以监督名义敲诈乱收费学校，最终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和被监督者成为了一丘之貉。报社和记者走到这一地步，真是新闻界的丑闻。媒体也好，记者也罢，他们进行舆论监督、充当“大众良心代言人”，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特权，其所行使的仅仅是公民所具有的言论自由、知情权和监督权利，其的权威来自于媒体后面依托的公众的信任，进行虚假宣传和其他违反新闻原则的事情，都是拿公众的信任进行交易，是在欺骗公众，最终也损害了媒体自身公信力。当然，媒体在市场化迈进的路程中，追求经济效益是不可避免。但是，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却不能改变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天职。因而，作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前哨——记者，其的采访活动是必须与经济效益脱钩，经济效益只能由不进行新闻报道的广告和发行部门进行，新闻报道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必须设置“防火墙”。因为，舆论监督的前提是事实必须客观、公正，而这一切都必须与其报道的对象在没有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如果给记者创收的任务，那么记者就可能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金钱，从而有损于媒体的职责与使命。在这一点上，记者与司法、行政官员一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与其所接触的对象保持利益距离就是容易造成****和堕落。真记者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还带来了假记者的泛滥，人们常常将假记者的敲诈行为认为理所当然。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20**年，仅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就打掉了非法记者站21个，查处假记者8名。据估计，在山西最少有100多名假记者在活动。其实，记者该如何来为报社创造效益呢？记者应当是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拿出能吸引读者和为读者称道的好稿来，这样报纸的发行量才能上升，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才能进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做广告，使报纸有良性的发展。这一点上，《鄂东晚报》真该好好学习才创刊一周年的《新京报》，看看人家是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北京报业独占鳌头。记者唯一可以与经济关联的就是发稿的质量和奖金挂钩，好稿高酬，差稿低酬，但这并不是要记者去为报社创造效益，而是报社凭记者写稿的贡献给予他们的待遇。靠出卖公众的信任、敲诈采访对象来创造效益的报社，我们姑且不谈其触犯法律，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就从报社自身角度上讲，也是既不能长久发展，最终也会为公众甚至为自身的正直记者、编辑抛弃。由于《鄂东晚报》长期以敲诈来创造效益，全市的有钱单位都被宰杀过，20**该报的创收任务就很难有进展了，并且作为本地唯一一份上摊的报纸，该报却在本地难觅踪影,今年10月27日,17名编辑和记者在良心召下，集体提出了辞职。但是，《鄂东晚报》至今还只是口头表示彻底改革，还不见实际和具体的动作，他们的“生意”还要做多久呢？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 tao9928@tom.记者缘何忙于做“生意”12 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