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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好简政放权的尺度 　　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 　　近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会议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国务院办公厅也于近日下发文件，决定取消和下放项行政审批项目，并公布了其中项的清单。业内专家表示，这一文件的下发可以看做是简政放权迈出的坚实的一步，简政放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此举可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完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还可以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并且激发市场的热情和活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简政放权抓住了当前政府和市场关系间的“牛鼻子”，因为目前在各个部委当中集中了大量的权利，并且是关系到整个市场主体运行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当中有部分权利明显“越位”，政府掌握这些权利可能不会对市场的运行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提出简政放权，应该是政府部门从自身开始进行转变自身职能的有效方法，这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政放权不仅是政府自身转变职能的事情，还在于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政府变成一个服务性的政府。”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董登新认为，简政放权除了政府对市场的放权外还需要政府对非盈利组织进行放权，给予他们更大发展和生存空间，这样就会在经济领域当中形成相互协调和制衡的生存机制。 　　对于政府应当如何来放权，王军指出，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直接对经济、市场主体等进行干预。他认为，在市场自身运行不到位，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问题的情况下，政府才应该进行有效的管理。 　　董登新表示，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一些干预还是有必要的，但是仍然要找出哪些权是应该放掉的，放权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在市场化和法制化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政府有序的放权会对市场经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在简政放权尺度的把握上，王军认为，这需要看市场能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目前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划分市场当中的哪些权利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哪些是市场可以通过自身做到的，这种权利的划分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旦原则性的问题确定下来，政府就可以通过转变职能更多地为市场提供服务和便利。 　　在董登新看来，尺度的把握应该随着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进程来逐渐放权。他表示，尺度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完善程度。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两方面能达到很高的程度，那么简政放权就可以放权到极限，但是对于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放权就不能够过度，否则整个市场经济将面临失控。 　　此外，董登新还强调，在目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和市场机制的能动性来驱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适度放权给予政策去鼓励市场的并购重组，调动行业整合的积极性，这对进一步驱动市场化和法制化改革进程带来重大意义。 要让企业在新型城镇落户 　　本报评论员 　　北京长阳城镇化样本，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话题，地卖光后怎么办？ 　　近十年来，长阳作为一个发展快速的经济核心区,创造了“长阳模式”，其成功依托的是北京市的空间发展需求和大量外部资源的导入。其模式形成，有其必然性。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长阳镇逐渐意识到城镇化后续发展动力不足，必须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适应“新四化”要求的新型城镇化的内生发展道路，由此提出了“长阳模式二次飞跃”设想。二次飞跃关键在于区域经济从外生向内生发展的转化，硬实力建设与软实力打造同步推进，有效激活内部资源。“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各类企业就能充分活跃起来，GDP增长、包括生活水平都是会比较高的，便可能完成了长阳模式的转型。” 　　 生根计划从区域经济学发展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创新，因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是存在着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型阶段。房地产、基础设施都搞完之后，接下来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些人来了以后怎么产生一种聚合效应、一种创新效应，产生物理化学作用，产生生根的作用。如果楼盖起来，没有人住，成为“空城”、“鬼城”，这样的城镇化便是失败的。 　　 城镇化与企业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使企业在这里生根，这可能是未来二十年新型城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所在。因为每个城市都是招商引资传统的那一套，但是没有人，或者比较少的人来研究企业生根的问题。这种城镇化是空的，实现了不如不实现的好。 　　 “企业也是产业”，让买楼的人在长阳落地生根，面临的问题就是让产业项目落地，成为一个实体经营，这是生根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从连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进入下一步常态发展期，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共性问题开始在长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