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死亡委婉语的文化解读.docxVIP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载体。汉语中有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委婉语，这些委婉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笔者从语言的灵物崇拜、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独特的人文景观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汉语死亡委婉语的文化意蕴。关键词：死亡；委婉；文化委婉语（Euphemism）一词源于希腊语，原义为“说得好听些的话”。其主要特征就是运用比较抽象、模棱两可的概念或比喻、褒义化的手法，使谈话的双方能够采用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来谈论不宜直说的事，从而不必为谈论这些事感到窘迫。委婉语并非汉民族独有的语言现象，它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都有反映。但是汉语中委婉语的数量却远远多于其他民族语言，特别是关于死亡的委婉语。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谈及委婉语时曾经说过：“‘死’的别名为最多。”［1］这话的确不假。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九《人死别称》条就列举了19 个“死”的别名；龚延明《古代“死”的别名》一文中列举了67 个；吕友仁、冯好杰在《〈古代“死”的别名〉补遗》中又增补了186 个。在这些“死”的别名中有很多都是死亡委婉语。当然，他们所涉及的仅仅限于古代汉语中的死亡委婉语。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死亡委婉语的数目已经远远不止这些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汉语中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这就有必要探究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深层的文化内涵。一、语言的灵物崇拜语言本来是与劳动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一种交际工具。但在远古时代，人们因对生死、地震、雷电、火山爆发、日月全蚀等自然现象不理解，在“万物皆有灵”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认为各种现象包括言语现象都是精灵变化所至。他们对言语产生神奇的幻想，同时也萌生出崇敬或恐惧感，认为言语有一种超人的神奇力量，既可以降福又可以免灾，以至于将言语所代表的事物和言语本身等同起来，即将表示祸福的词语看成是祸福本身，因此在言语生活中，小心谨慎地使用与祸福有关的词语，唯恐触怒神灵。这样就产生了语言的灵物崇拜，为避凶而形成的避讳等语言现象皆由此而来。［2］（P342）至于“死”，则更是令人讳莫如深的事情。其实，人的生老病死，本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理现象。人生自古谁无死？无论是伟来，汉族人就忌讳谈论“死”，甚至还天真地以为，只要不说“死”字，“死神”就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或避而讳之，或委婉言之，大量的关于“死”的委婉语便应运而生。如“老了”、“走了”、“去了”、“没了”、“不在了”、“永别了”等等。事实上，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任何语言符号都有它的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言的语音形式，而所指是语音形式所代表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或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而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它只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3］（P171）语言符号既不可能有什么自然的威力，更不可能有什么神异的灵力。但是原始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他们把名物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内在的、必然的，从而把语言当作灵物加以崇拜。死亡委婉语就是语言的灵物崇拜的反映。二、传统的价值观（一）中庸和谐汉民族自古就推崇“中庸之道”，把不偏不倚、公正和谐的公允态度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反对“过犹不及”或固执一端而失之于偏颇的思想和作法。在这种中庸思想的影响下，汉族历来就很重视和谐。所以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始终把和谐当作安家治国的社会准则。人们说话时，为了符合中庸和谐的要求，便使用委婉语。比如我们不说“落后”而代之以“后进”，不说“耳聋”而代之以“耳背”，不说“发胖”而代之以“发福”，不说“死了”而说“老了”等等，都是为了避免言辞过于直露而破坏和谐。“中庸之道”把人的七情六欲看成是破坏人的自然之性的祸根，认为人们的情欲如果放纵发泄，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引导人们产生邪念，破坏内心的宁静和平衡。因此，提倡“克己忍耐”、“安分守己”，主张要事事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通过心灵的净化，从主观上消弭各种矛盾。因此，在理性和情感的天平上，汉民族常常是以理节情，对情感的展露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也就是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使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泄出来。因而，汉民族的心理结构不同于西方民族的坦露、直率、幽默，明显地表现为含蓄深沉的特点。由于这样的心理结构特点，在汉民族的语言行为中便处处留下了委婉含蓄的语言烙印。如把死人的事叫“丧事”，把“丧父”说成“失怙”，把“丧母”说成“失恃”，父母双亡说成“弃养”，对老者、长者死说“寿终”等。死亡委婉语正是这种心理的产物和反映。（二）等级尊卑中国人历史上一直很重视人们的社会等级身份。早在周代，便把人分为“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4］（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