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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及公司机关的权力制衡 　　我国现行公司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国企改革服务的历史使命。国家作为国企的当然股东毫无疑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会从制度层面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竭尽全力。于是在所有权至上理念下制定出的公司法方面极力强调股东的权利，同时又带有对公司的核心机构董事会的信任危机。表现在立法中一是过多的强调股东大会的民主决策,二是强制性的规定了公司股东大会和经理层的权限。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过多的强调股东大会的民主决策，必然带来决策缓慢、成本过高的痼疾，致使公司无法迎合商事活动的客观需要，实施灵活机动的运营战略;强制性的在公司法中规定经理的权限则使得董事会无法有效的控制经理层以维护股东的利益。作为现代公司法人的核心机构董事会的职能在我国被严重削弱的后果，使得增强董事会的职权，并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已成为我们修改公司法必然应涉及的课题。 　　一、 增强董事会职权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我国加入了WTO后，面对经济、资本市场全球化的挑战，公司治理的目标必须建立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增加股东投资回报(特别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获得持续的资本投资，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目前我国公司的股权都十分分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所有人积极参加决策管理的模式并不是最佳的。在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里实行高度民主的决策机制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民主就不得不让位于代表们的管理体制,于是权力就从股东转移到其名义上的代表----董事手中。正是由于股东大会式的民主带有内在的缺陷，为了使公司经营者管理快捷、高效,顺应现代商事活动的需要，现代世界各国公司立法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权力配置的中心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各国都着力提高公司的董事会的地位，使董事不仅有权享有代表公司、领导公司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法律或章程未明确授予股东大会的剩余权力。在这种代议民主的背后隐藏着现代公司运作的另外一个理念的变化，即资本已经不再是像早期那般的稀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司它作为一个知识的集合体，通过知识积累过程获得新知识融入到公司之中，形成公司法人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公司内部的知识积累等特殊智力资本资源是公司获得超额利益的关键。反观我国现实，公司法并未彰显出公司权力由股东会向董事会的过渡，相反却明显表现出强化股东会地位的趋势。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会法定职权的规定即是一例，国务院及其所属机关数年来颁布的许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亦无不显现出政府对股东会权力的高度重视。我们无意反对确立股东会权威和给予股东会必要的权力，因为股东固有权及其派生性权利是不容剥夺的。但过度强调股东会的地位和职权，不仅难以推进我国企业现代化改革，而且根本上会诱发传统企业制度的复古。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以往数年上市公司年报中都有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记载。上市公司成为大股东的“圈钱机器”。可以想象的是，在资额主义投票机制下，如果大股东可以左右股东大会决议，可以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可以左右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怎么能指望他主动的不去左右或控制呢?“郑百文”、“银广夏”这类事件正是目前我国公司界大股东操纵董事会所为的。因此，当法律限定股东大会权力并将公司决策权交给公司董事会，大股东除了在出资权益和持股比例上保护其控制权之外，将无法从公司获得额外利益。 　　二、从以上董事会权力重新界定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削弱股东会的权限，加强董事会职权，已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必然之路。 　　首先，通过立法方式限制股东会的权力。我国公司法配置给股东大会的权力不仅很大，而且包括了若干本应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如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决定权、公司增资减资的决定权、发行公司债的决议权等。若将该规定与公司法第112条关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相比较，不难看出，董事会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股东大会，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如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等董事会职权，均须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生效、执行。公司法赋予了股东大会极大的权力以制衡其它的机构，但是首先公司之所以把所有权与财产权相分离就是基于资产所有者不一定擅长经营，而经营者不一定具有资本这个事实而形成的分工，希望两者优势互补。 而我国的立法却赋予了股东大会关于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这明显有外行指导内行之嫌。另外在现实中又有多少股东能看得懂公司专业的财务报表，会计资料。股东大会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市场信息将无法承担公司法赋予的职权，修改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限势在必行。 　　其次，扩大董事会的职权。由于公司法立法方面的原因，股东大会权限大，董事会权限小，权力明显向股东大会倾斜，董事会职权法定，且相对狭小。这种立法设计导致了实践中当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时，董事会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承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