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箔：一场淘汰“夕阳产业”的拉锯战.doc

锡箔：一场淘汰“夕阳产业”的拉锯战 1957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孙季民的读者来信《锡箔业需要发展吗？》，他称：苏州市锡箔业，解放后发展得相当快。苏州市锡箔生产社1956年有2554个生产工人，到1957年生产93773块半，1958年计划生产更是超十万块。作者发出质问：“锡箔业究竟是发展生产的行业，还是维持改造的行业？” 其实，淘汰锡箔这个所谓的“落后产业”，是一场贯穿20世纪的拉锯战。 烧锡箔（即烧由锡箔折成的纸银锭）的风俗一般传说与明朝朱元璋有关。清朝以后江浙两省就是锡箔的重要产地，特别是绍兴有“锡半城”之说，即锡箔收入要占到绍兴城一半财政收入以上。 但五四以降，“赛先生”升坐神龛，锡箔这种迷信用品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彻底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权屡次出拳取缔锡箔业，而锡箔作为一个从业人口巨大、利润率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落后产业”顽强地存活下来。 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晚清政府国库空虚，1854年清政府决定在正常税收以外，征收厘金。厘金的征收方式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设卡征收”，还有“认捐征收”。当时，上海共有8个可以认捐的行业公所，其中就有上海锡箔认捐公所。 锡箔的认捐厘金制度，一直持续到北洋时期。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威权政权，有着重建国民-国家精神关系、改变国民信仰的意识形态上的企图心。向锡箔开刀，既符合破除迷信的意识形态，又能扩充财政收入，何乐而不为？ 首先盯上小小锡箔纸的是蔡元培。有鉴于北洋时期，教育部门沦为军阀争夺权力的场所，教育费屡屡被挪用，蔡元培提议建立“大学院”“大学区制度”，即教育管理机关与大学合一，实现教育与官僚政治脱钩。 1927年7月4日，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当年10月，蔡元培提议“附加煤油特税”作为教育经费，接着，财政部新增设的锡箔特税“年交税款二百五十万两”，被要求全部划拨该院作为教育经费。当年11月，财政部派员在上海设立“江浙箔类特税征收局”，当时锡箔的税率为值百抽25。 对于25%的高税率，锡箔业强力反弹。上海箔业公会向财政部呈请称：锡箔“表面视之，虽为迷信消耗，而相沿已久，实为劳工生活一大关键”，如果政府按25%征锡箔税，“不知置数十万工人生命于何地”？公会甚至放出了“谋生无路、铤而走险”，“对社会治安，影响极大”的狠话。 1928年初，国民政府以统一全国财政为由，把大学院手中的锡箔税重新划归财政部，税率降为12.5%。同年10月，大学院被取消。至此，一场指望锡箔税拯救中国教育的“大学院”改革彻底失败。 但很快，锡箔业又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南京政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卜筮、废淫祀、反迷信的活动。1930年3月，内政部颁布《取缔经营迷信物品业办法》，禁止锡箔、爆竹、冥币、香烛等迷信物品的生产和销售。1930年清明节，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加派警察到四明、徽宁、湖南等停厝的会馆公所，现场取缔清明焚化纸锞。 锡箔业再次强力反弹，杭州箔业公会呈请内政部：在政府未筹有大规模工厂收容失业箔工之前，暂缓取缔。浙江省方面因为锡箔是本省的财政来源，且从业人口众多，并不积极贯彻南京中央政府的取缔迷信物品的政令。骑虎难下的蒋介石，于1930年4月7日的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演说中，不得不公开表态：“在政府尚未筹有完善安置多数失业工人之工厂以前，主张暂缓禁止（焚烧纸灰）”。5月，国民政府发布第84号指令：以“商人所陈困难属实，准予暂缓执行”。 1931年全国厘金裁废后，箔类特税被划为省税收入。江西、福建等锡箔产地都有征收所谓“迷信税”。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8月南京政府公布《货物税条例》，重新将“锡箔及迷信用纸”列入征收范围，税率高达60%。之后“锡箔及迷信用纸货物税”成为南京政府一项巨额税收来源：1946年为3433万元，1947年高达9123万元。 解放初期，新中国基本延续了民国时期的货物税制度，1950年1月，政务院公布的《货物税暂行条例》中，迷信品(锡箔、黄表、迷信用纸、神香、檀香)的税率已经提高到了80％。 1950年4月，毛泽东指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锡箔业作为“迷信品工商业”首当其冲被“限制和排挤”。 当时，绍兴市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1951年3月，开始对箔业实行“重估财产，调整资本”。7月，成立了“锡箔原料产品交易市场”，对锡箔实行统一交易，统一价格，由政府控制了购销源头，捏住了整个行业的命脉。税务局也设立了稽征所，实施全面有效的税收稽征。1953年新税制之后，进一步调整锡箔的税负，以此“限制投机倒把和盲目竞争”，并通过政治学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