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政府协调机制.doc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政府协调机制 一、政府协调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必要性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在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建立各级政府的协调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府协调的理论基础 首先，建立海峡西岸经济区，毫无疑问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因为根据新古典理论的三点基本假设：完全竞争、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可推知，区域差异的存在是市场不完善和制度缺陷引起的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只要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在区域间流动,从长期来看,区域差异大致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化,最终趋向均衡。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虽然是我们驾驭的一匹好马。但马无论怎么好,其能量总有个极限……如果超过这个极限,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会蹒跚不前。”[1]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如强调个体的经济利益，忽视社会的宏观效益;重视局部或地区利益，忽视全局或整体利益；重视短期的经济利益，忽视长远的经济利益；强调效率，难以兼顾公平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协调。其次，在建立海峡西岸经济区过程中需要大量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如区域内的环境保护、跨地区的河流治理、大型的交通基础建设、区域规划和公共政策制定等。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从而使一些企业不愿或者根本没能力生产和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因此，生产和提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公共产品既是各级政府协调的重要手段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再次，“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需要政府协调经济。所谓的“路径依赖”是指在初期条件基础上，由开始的较小差异，沿着该路径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差异。一个行业在某地区的集中具有历史原因和偶然性。[2]?基于这种理论，政府需要对区域内欠发达地区施以初始条件，使其沿着初始路径发展，必须加强政府的协调。 （二）政府协调的现实依据 首先，从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战略定位来看，建立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要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由于两岸历史的特殊性和政治敏感性，在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流过程中，往往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通过委托公共权力予某些特定组织的形式来签订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其次，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内的行政主体来看，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龙岩、莆田、三明、南平、宁德九个地市，还包括浙江省的温州、衢州、丽水地区，江西省的赣州、吉安、鹰潭、上饶地区，广东省的汕头、潮州、梅州、揭阳地区。上述各个行政主体都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制定了本省、市社会经济规划，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则是一个跨行政的经济区域，由于划分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标准和运行模式不同，这就容易造成各省市的行政区划和海峡西岸经济在划分标准上的重叠和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如广东粤东地区，既要服从广东省的统一规划，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为抓手，以交通一体化为龙头，促进粤东经济一体化，以“大粤东”板块联手融入珠三角，又要抓住机遇主动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还要积极深化与港澳台和东盟的合作。因此，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各行政主体都应该在横向协调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本地区与整个经济区的关系，根据自身优势，明确自身定位，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再次，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福建省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福建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具雏型，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特别是福州、泉州和厦门等沿海发达地区与龙岩、三明、南平和宁德等革命老区或贫困山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仅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往往比较困难，而各级政府通过对口支援和财政政策等协调机制则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四，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内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分工和沿海港口的合理布局来看，防止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竞争等现象的产生。国务院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的协调，推进跨省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统筹规划布局和协同建设，畅通海峡西岸经济区港口与腹地的通道。加强电子、机械、旅游、物流等产业的对接，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合理布局，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