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docx

中国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乡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学界对家庭养老也有不小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只是适应落后生产方式的一种对老年人的保障制度，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商业保险等“现代养老体系”才是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养老制度，并进而认为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因为“孝道”是中国文化中规范亲子关系的最根本的价值观，所以建立在“孝道”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应该继续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他们希望中国保持家庭养老的传统。家庭养老在新形势下的脆弱性显示出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化进程将大大提高社会养老的能力，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全面的社会养老绝非能在短期内奏效，家庭养老难以被社会养老完全取代。农村落后的经济条件制约社会养老的发展，社会福利服务事业基础差，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将决定实现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养老体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提倡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单纯的家庭养老或单纯的社会养老在现阶段都遇到了挑战。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这将是中国养老方式的合理取向。而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适应了现今中国的养老局面。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综合利用了各种养老资源，一方面，通过社会化，把老年人养老的成本通过社会——个人保险的形式由社会、个人共担，可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和单个家庭承担养老成本的负担。另一方面，老年人居住在家庭中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生活，既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可以解决老年人精神上的空虚寂寞，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2、关注精神赡养。精神赡养问题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的代际关系。一首《常回家看看》红遍大江南北，就是因为它唱出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变动背景下，亿万中国父母和儿女的共同心声。在中国这个亲情浓厚的国家，来自子女的感情慰藉，是老年人最为看重的东西。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精神赡养，是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3、“孝”的观念和实践。“孝”是传统社会中家庭养老的道德基础。但现今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子女不孝敬父母，甚至虐待、遗弃老年人的现象多有披露。所以，应当关注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宣扬和光大，树立优秀的伦理道德观，以利于给老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活环境和温馨祥和的精神乐园。4、提倡农村自我养老。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年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年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总而言之，家庭养老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它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是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需要；是老年人自身的需要。家庭养老有其存在的现实可行性：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思想基础；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为家庭养老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编辑本段国外家庭养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重视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对家庭养老给予政策支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地区，特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已形成一系列较成熟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英、美等西方国家也逐步认识到家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专项立法、舆论引导、服务提供等多方面加强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韩国：家庭照顾第一韩国强调儒家文化价值观，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养老政策。因此，韩国制定了较为细致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养老。对于赡养老人五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家庭，在继承遗产时给予税收额90%的减免；每赡养一个老人即可扣除3000万韩元的遗产税；对于需要赡养60岁（女55岁）以上直系亲属的纳税人，每年可扣除48万韩元的所得税；对于子女和父母各自拥有住房，又选择在一起生活者，可以免除一方出租或出售住房的所得税；本人或其配偶与直系亲属老人共同生活两年以上者，可以获得政府优惠贷款，用来购置、改造、新建住房。日本：老人与子女家庭同居养老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国民的自立。对于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一般都以家庭和亲戚的护理为前提，公共福利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仅是补充。在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中，许多内容都把家庭和家庭赡养关系作为前提条件，如《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保健法》等。因此，日本老人与子女同居的比率非常高，他们主要与长子家庭同居养老。政府对同居型家庭养老方式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如果子女照顾70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以享受减税；如果照顾老人的子女要修建房子，使老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可以得到贷款；如果卧床老人需要特殊设备，政府予以提供；提倡三代同堂，引导子女尽赡养义务，发展完善“养老护理在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