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增设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思考--任尚锋 马霖.doc

对我国增设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思考 任尚锋 马霖 摘要：近年来，醉酒驾驶造成的事故频频发生，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惩治醉酒驾驶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增设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背景及必要性，随后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综合分析，最后从扩大行为范围、精确醉酒标准、科学描述罪状、增设法定刑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对我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危险驾驶，醉酒驾驶，完善 一、增设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背景及必要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深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均机动车保有量也不断攀升。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违法违规驾驶机动车尤其是酒后乃至醉酒驾车的违法犯罪也日益增多，因醉酒驾驶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如四川孙伟铭案、广东黎景全案 、江苏张明宝案 、河北李启铭案 、河南谷青阳案 、北京陈家案等等，无一不是因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交通事故发生。醉酒驾驶行为在给社会和公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醉酒驾车的超常关注。 但是，醉酒驾驶并没有因为交通事故的惨烈而停止，公众对酒驾行为深恶痛绝，但酒后驾车仍是屡禁不止。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就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职场交往、公务接待、亲朋聚会、婚丧宴请都离不开酒，酒文化与汽车文化的冲突在我国更为明显。受传统酒文化影响，酒后驾驶问题在我国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另一方面原有法律规范在惩治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方面存在滞后性，如我国1997年《刑法》并未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规制。醉驾行为以前主要靠行政管理手段及民事手段调整约束，再加上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醉驾违法行为时“以罚代管”、司法部门在交通肇事罪的判罚中“重赔轻判”，致使醉酒驾驶行为违法成本太低，不足以从警醒震慑醉酒开车的驾驶人员。既留下了严重后患，也放纵了违法行为。因而社会各界对整治酒后驾车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醉驾入刑一度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面对社会公众安全保护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以一项新的法律规范来处理醉酒驾驶问题就显得紧迫而必要。 在此情况下，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第 22 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 5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刑法修正案（八）》第 22 条的规定确定为危险驾驶罪。可见，“醉驾入刑”--在刑事法律规范中增设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将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醉驾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凸现了我国法律对生命的尊重，对民意的呼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立法保护民生的体现，也是司法为民的具体表现，有利于打击醉驾行为，减少事故隐患，对遏制危险驾驶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增设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个别醉酒驾车者毫无社会责任感，将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置之度外，如成都孙伟铭醉酒无证驾驶造成4死1伤、南京张明宝酒后驾车连撞9人造成5死4伤交通事故案等等。醉驾入刑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实现处罚从轻到重，完善刑法理论，更在于积极遏制醉驾行为可能随时引发的交通事故，其实质关注的是对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尊重和保护。 第二，遏制酒驾交通事故的高发。尽管行政处罚手段对醉驾人员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但不足以让醉驾者望“酒”却步，让其引起足够重视，醉酒驾驶也无法成为机动车驾驶员眼中的“高压线”。甚至有人认为，醉驾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和“魄力”，这种漠视公共安全的行为让醉驾行为屡见不鲜。只有通过公检法联动的刑事制裁才会对醉驾行为起到足够的威慑，让醉驾驾驶人对醉驾行为付出应有代价，从而才能杜绝酒后驾驶，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第三，填补法律的空白。醉驾入刑前，我国刑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存在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刑法规范对相关罪名规定存在标准不明和界限不清的问题。司法实践中，醉驾行为一般倾向于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对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的，以交通肇事罪论处。但从2009年开始，广东黎景全案、四川孙伟铭案、江苏张明宝案等醉酒驾驶肇事案件，均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由于法律缺乏明确规定，此后，在司法实践中，因醉酒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案件如何定性，究竟按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