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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退居”说及其它 关于“文化退居”说及其它 《新疆艺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讨论的意义也许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计，但是起码可以说它把理论研究和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新疆理论界的朋友对地域文化怀有一种强烈、自觉的内省意识，那种不甘现状、奋发进取的精神令人敬佩。不过既然是讨论，就难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家坐下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进而推动这个讨论，这在今天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想就讨论中的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关于“文化退居”说 在讨论文化的当代处境这一问题时，涉及到所谓的“文化人的焦灼感”，文化人的焦灼感确实不容回避，不过这种“焦灼感”并非只是当前才存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人身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焦灼感，“五四”时期有鲁迅式的“焦灼感”，抗战时期的文化人，身陷民族存亡的危机之中，他们有民族危亡的“焦灼感”，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人则怀着面临浩劫的“焦灼感”……不同时期的文化人其焦灼感背后都有一个现实性的社会原因，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当代文化人的焦灼感从何而来？《新疆艺术》１９９６年第一期《当代文化的寻找与开拓》一文认为“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因为自身从‘中心’退居到‘边缘’，再不是过去一切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文化人的优越感（相当于福柯的‘知识——权力’）为民众所均分（知识的平民化），‘文化至上’的传统为‘经济优先’所打破……［①］这就是本文所指的“文化退居”之说。这种观点其实并非始肇于新疆的文化讨论，早几年内地就有人提出文化“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认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存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当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调换之后，文化人不断被抛出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不仅失去了万人景仰的辉煌，而且他们的价值也不再作为社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②］这种“中心”与“边缘”位置调换的观点，你说文化人是退居也好，被抛弃也好，失落也罢，对理解当前文化人焦灼的原因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就象不少过去当第一把手的人，突然有一天退居二线（或者是从一线被抛出而置身于众人之后）于是产生种种不平衡的感觉一样，这种感受可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问题在于历史上是不是真正有过以文化或文化人为中心的时代，文化人是不是真有过置身于“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的光荣历史，享受过“万人景仰的辉煌”，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悠悠史册中是不是真正有过“至高无上的价值”，对此我实在不敢做出肯定的答复，还是要回过头去看看历史，让历史作出回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倒是存在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的具体表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反映，不过它毕竟只是一种“语境”，而且读书之所以高，并不在于读书本身，而在于读书可以打开一条通向仕宦的道路，真正“高”的不是那些读书人，而是借读书这块敲门砖进入仕途，享受高官厚禄者。读书人头上的光环，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语境”而已，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读书人总是希望自己有那么一天能“居庙堂之高”，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只能“处江湖之远”而布衣终身。社会从来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中心”，即使是被后人称为“伟大的”文化人，而在他那个时代，如果他不是“政治经济结构中心”的代表人物，他也不会被尊崇为中心。以文化思想极其活跃的春秋战国之际为例，孔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有成就的文化人了，然而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儒文化的杰出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成为什么中心，或者什么前排人物。孔丘周游列国，希望诸侯们能采纳他的学说，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一生清贫寂寞，晚年还要靠学生子贡接济。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孔丘早有预料，所以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是说，我的文化思想在社会上行不通，还不如乘一叶孤舟到海外蛮荒之地去隐居。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却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儒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那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即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它才在文化百家之中处于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独尊和正统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心”，但这种“中心”地位也不过是就文化百家而言，从整个社会来看，依然是以政治、经济为中心，而并非以儒文化为中心。后来的一些儒学之士确实有不少跻身于所谓“政治经济结构中心”，可是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政治经济结构中心”之后，其文化人的本色也就蜕变异化了。所以真正的文化人，特别是那些文化巨人，他们总是置身于或被排斥在“中心”之外。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那圣贤在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文化精英、文化巨人，这些人在现实社会中无不享受着孤独寂寞所带来的惬意。中国这个社会虽然一向以文明之邦、文化悠久自许，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什么“文本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