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判牍中的“情理”.docVIP

明清判牍中的“情理” 【摘要】内容提要：情理的涵义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人情和天理。“情”具有四个义项，分别是感情、性情、人情世故，以及案情；“理”就是广义上的事理，除了事物之理外，还包括人伦之理。义项合并之后，“情理”的涵义应为案情和事理，同时包含事实和法律两个维度。对情理这两个维度的混淆，以及忽视事实维度对法律裁判的根本性影响，是导致否定中国古代法确定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情理事实之维 法律之维 明清判牍 　　【正文】 　　梁漱溟先生曾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纠纷，民间自了。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吃讲茶’。其所评论者，总不外情理二字。”[1]事实上，当纠纷进入官府，“情理”二字依然是士大夫口中最常用的话语，所谓“盖天下事，不外情与理而已”[2]。在此理念之下，听讼的理想状态就成了“事务大小，咸准情酌理。”[3]可以说，“情理”一词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府和民众所共有。 　　那么，情理到底是什么？法律史学界习惯将情、理、法三者并称，分别指代人情、天理和国法。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机械。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对情理一词作过详细的考察。他说，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如果将两个字分开，“‘理’是指思考事物时所遵循的、也是对同类事物普遍适用的道理”[4]，而“‘情’字的含义及其作用颇具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