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伟：“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docVIP

陈时伟：“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 孔飞力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杜赞奇PrasenjitDuara提供) 孔飞力作品的中译本 孔飞力其人 孔飞力先生出生在英国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书香门第，其父母是新闻记者。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时候所学的专业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ClydeKluchholn，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很多学术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即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他历史研究的影响。 他20世纪50年代进入哈佛学习历史的时候，恰逢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转型时期。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方法和训练都建立在我们所谓的欧洲汉学传统之上，这种汉学研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乾嘉学派，以训诂考证为主，精读文本，微言大义，注重古典文献的阅读分析。一些欧洲汉学家不仅掌握中国文言文，而且能读好几种中亚文字，像突厥文、蒙古文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关系，美国政府需要对冷战时期的一些对手，像中国、苏联等进行全方位了解，所以大学开始注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历史、语言和文化。孔飞力进入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学术潮流发生转变的时刻，欧洲汉学传统还在，但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开始起步。 孔飞力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前者是犹太裔历史学家，研究严复思想，思维极其敏锐。孔飞力的另一位导师费正清我们耳熟能详，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二战时期到过中国，任美国大使馆文化官员，直接参与对华外交事务，非常关心当代中国问题。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到伦敦亚非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他的一位终生好友，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过香港大学副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王庚武先生。王庚武是研究华侨史的大家，他对孔飞力的最后一本书《他者中的华人》影响很大。因为王庚武是研究华侨史的专家，新加坡又有地利之便，拥有大量东南亚华侨的史料，所以孔飞力后来曾专门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研究一年，成为他撰写《华人》这本书的一个契机。 孔飞力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时候，美国历史学界正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结合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注重心态史的研究。学历史的都知道，“年鉴学派”是继德国“兰克学派”之后的第二大学术流派，孔飞力受其影响很深，他的几部学术著作都表现出一种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限，从细处着手，最终完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特色。他把人类学、心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甚至语言学等都融入了他的历史研究。 孔飞力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强项，那就是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研读档案史料的功力。用一手档案史料结合年鉴学派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孔飞力的独到之处。 从1955年到1958年，孔飞力从英国回到美国，这期间他在加利福尼亚服兵役。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冷战方兴未艾，美国军队中给士兵教授中文，孔飞力在这个时候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关于美军中教授亚洲语言的问题，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风气。一个是我原来在北大的老师周一良先生。40年代周先生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本来是研究佛教和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但是他却被美国国务院请去给美军教日文。因为当时美军准备登陆日本，需要在军中培训日语，而周先生从小是跟着日本保姆长大的，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第二个例子是写过《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andtheSword）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RuthBenedict。此人从未去过日本，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二战结束之前找到她，请她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化心理的小册子，使美国士兵登陆日本之前人手一册。这本书现在成了美国研究大学中教授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美国学术界对东亚和中国的研究兴趣是随着国家政治需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孔飞力学习中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是偶然性中孕育着必然性，是个人学术兴趣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结合的产物。 1958年孔飞力服兵役结束后，前往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攻读硕士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1962年前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大约15年，一直到1978年被哈佛返聘回来接替费正清的大学教席。1962年孔飞力与他的第一任夫人程吾（SallyCheng）结婚，次年儿子孔安（AnthonyKuhn）出生。这段婚姻持续到1980年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