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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学派纵横谈 批判学派纵横谈 比起20余年前传播学在中国初兴之际的情形，现在人们对它的了解早已不可以道里计。比如，就研究的风格和流派而言，如今稍习传播学者都至少知道有个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别。不过，与人们对经验学派的耳熟能详相反，批判学派在中国却总是烟波微茫信难求。这一方面是因为批判学派总体上确实比经验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阴错阳差，经验学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判学派则始终若隐若显。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长此以往则显然不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健全发展，而且更使许多现实状态由于得不到相应理论的关照而陷入茫然或无序。其实这种隐患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01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破天荒地把“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列入课题指南。这里，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研究略作阐述，以期引起大家特别是已经、正在或将要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的兴趣与关注。 一说起批判学派，首先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源远流长。大略说来，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并且道魔相长的强劲思潮。一是尊崇科学—进步—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这一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 不言而喻，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如果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如引擎、车轮，那么人本主义就是其操纵系统如方向盘、刹车。只有驱动系统而无操纵系统，但见马达轰鸣，车轮飞转，该慢时慢不了，想停时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同样，只有操纵系统而无驱动系统，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主义强劲推进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上，作为操纵系统的人性、人本与人文一脉的思想传统不仅不绝如缕——如18世纪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标志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驱的各种批判理论等等，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日益真切地逼近人类，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就曾在那部横空出世的《西方的没落》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论述阐发了西方文明的穷途末路，其中还专门对西方近代报业及其自诩的新闻自由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 自由资产阶级以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负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驱策之下。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彻底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虚幻的自决权。① 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上述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它与秉承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把握，应该首先由此切入才能抓住要害，即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二其次，进而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作为传播学两大学派之一，批判学派自从动荡、革命、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正是这种传媒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日益凸显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判性的立场涉足传媒研究，从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判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土壤，正如当代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弊端是批判学派赖以存在的现实土壤一样。 以丹尼尔 贝尔为例，这位美国学界的重镇、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开启了信息时代的理论。1976年，他又在该书姊妹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他在论及当下这个“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时，还捎带着对麦克卢汉及其惊世骇俗的传播理论做了揶揄和批判②。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学说包括其广为人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