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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团人大代表“严重关注”环保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 钱蓓 　　雾霾、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今年以来，各类环境污染事件轮番占据媒体头条；而在此次“两会”上，环境问题受到上海团代表的“严重关注”，针对不同区域、阶段和要素的环境问题，代表们各自提出见解，如完善环保立法、提高违法成本、加强责任追偿等。念及长远，几乎每个受访代表都指出，改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才是污染治理的终极手段。 　　“不知情”更令人恐慌 　　春节返乡，网民掀起“随手拍家乡污染”“随手拍河流污染”的浪潮，“污染”第一次成为中国人春节“返乡见闻”的主题。与此同时，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北京律师关于“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的公开申请。 　　信息的不透明加剧了公众的焦虑和不满。 　　“环保问题关乎全民，环境信息应该全民知情。”严诚忠代表指出，环境信息公开应该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以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PM发布之前也有过争论，有人觉得公布空气质量信息可能引发社会恐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不知情才让人恐慌。”严诚忠认为，公开信息有助于公众采取合适的自我保护措施。除了空气质量，土壤、水质等环境信息指标也应该逐步公开，“以土壤为例，如果某地土地污染已经超标，甚至可以暂停其农业生产。”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今年准备提交关于完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议案也提到要立法强化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等领域的责任。 　　张全表示，一些公众关注的环境信息目前不予公开原因有多种，包括历史数据积累不足，调研、监测数据不够精准等，也不排除所谓的“惯例”，也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未明确要求公开”，“问题是，惯例要惯多少年呢？信息公开是大趋势，要与时俱进，凡是公众关心的，都应逐步公开。” 　　遏制环境违法，经济手段不容忽视 　　“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只能进行一定数量的罚款。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相比，罚款数额往往偏低，很难有效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对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环保部门虽可以责令停止生产使用，但实践中往往难以执行。”张全表示。 　　“目前的法律体系，事前很难对违法企业或个人产生警示作用，事后的惩罚也远不能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严诚忠提出加大惩罚力度。 　　张全也认为，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尤其对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追究，是提高违法成本的一个方面；经济手段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比如可以对严重环境违法的企业，提高其电价或者水价，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制度等；张全还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中建立环境税制，具体内容可涵盖污染排放、污染产品、生态保护、碳排放等税目的环境税。 　　去年月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法案规定，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近年来被广泛呼吁的环境公益诉讼从法学理论变成了法律现实。 　　“对于环境污染肇事人除了行政处罚、刑事制裁外，还可以通过公益诉讼进行追偿。在环境违法成本普遍过低的现实下，公益诉讼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吁人之一，张全期待有更多配套细则出台，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举证鉴定难、费用昂贵、审理难度大等问题。 　　产业转移不能变成污染转移 　　“环保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发展问题。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那种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办主任陈振楼多年研究中国水环境，深悉产业经济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在污染治理上做了很多事。但公众为什么觉得环境越来越差？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治理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污染的速度。”陈振楼说：“要从源头上解决污染排放问题，唯有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 　　如今，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被越来越多地区意识到，一些发达城市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产业梯度转移。但陈振楼又有了另外的担心：“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承受能力不如东部平原，产业转移可千万别变成污染转移。” 　　（本报北京月日专电） hot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