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侠文化.docx

略论魏晋南北朝诗歌中侠的主题——从曹植的游侠诗说起摘要：侠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特有的、实存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概念。在任侠精神和“立功”思想的双重指引下，经过文人的继承和改造，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曹植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游侠诗，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和艺术上的表达能力。关键词：曹植，游侠诗，魏晋侠的概念的历史文化构成到底什么是侠？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既模糊又清晰的解释。其实，所谓“侠”的概念在我们国家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对现代人来说，侠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同时，又在不自觉地给它增添神秘悲壮的色彩。实际上，侠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是一种特有的，实存的社会现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文化或文学上的概念。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侠可以追溯到中国远古时代的尚武习俗，这与我们远祖强悍的种族根性有很大关系，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除却精神和习俗之外，可以考证，侠的产生直接受胎于先秦时期最为活跃的社会团体——“士”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最初的士，本是一种耕田而又作战的氏族成员，后来，不耕遂称武士。他们随处的地位非常特殊，是贵族与平民的过渡层，是上层社会与平民社会上下流动的汇合之处。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霸，旧的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给上下层之间的流动打开了间隙，使得贵族阶层垄断知识的局面得以打破，平民阶层也有了出现文人的可能。进一步，也造成了“士”的文武分途。一部分“士”人开始专门从文，目的在于进入上层社会参政，这便是最初的一批“儒士”。而另外一部分未从“士”阶层分化出去的武士，仍保留了远祖的尚武传统，进一步结合民间文化的滋养发展转化成为后来所说的“侠士”。综合地分析历史上的记载或是传说的游侠的形象, 李欧先生认为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观念、实存、文学。在观念层面, 侠, 即英雄，是各阶层人士意识中的某种理想的人格模式, 经碰撞现实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形象，具有“强力意志” , 能肆意陈欲；在实存层面，则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将生命情性无序甚至无向地尽力发泄, 以野蛮的扩张来突破个体的有限处境；而在文学层面, 侠被编织成了一种特殊的角色系统, 生活于一种用文化传统观念与时代某种精神倾向组合起来的世界，既是现实的, 又具有英雄性。他们代表了对于一种更合理的生存方式的诉求,通过幻想与想象，给受挫的生命一种心理补偿。李先生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历史上关于“侠”的一些争论往往是由于将这三个层面混为一体而引起的。很显然, 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的游侠属于文学层面。游侠诗之于曹植的意义所在自秦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完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而游侠，处于各阶层空隙的尴尬位置，以一种所谓“文化离轨者”的身份，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并进一步形成了可以威胁封建统治的社会团体——“豪侠”，所以在稳固的社会秩序中，很难再有其自由的生存发展空间，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不轨于正义”。比如西汉和东汉的皇权都对豪侠势力进行过大规模打击；且到了东汉以后，正史不再为游侠立传。及至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王纲松动，群雄争为天下主，儒家思想亦不再是统治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新的精神归宿时，亦能够冲破礼教的束缚，走上了个体意识的觉醒的道路。然而，作为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又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军事家兼政治家曹操之子，曹植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人生价值的认定上与儒家的“三不朽”思想，也即，“立德，立功，立言”完全吻合。是故，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个体自觉的高度发展，就带来了士大夫重视生前与身后之名的结果，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盖人必珍视其一己之精神存在而求其扩大与延绵，然后始知名之重要”。史传记载曹植：“年十馀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钟嵘在《诗品》中也给予曹植的诗以极高的评价：“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足以窥其在文学上天生丽质，才华横溢。在生活上，他又平易近人，且不尚华丽。然而，好似天妒英才一般，曹植在政治上却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立功”的抱负，屡次上书陈情，却又屡次遭到兄侄排挤，最后竟落得“抱利器而无所施”，“常汲汲无欢”的下场，终于年仅四十一岁发疾而亡。可是，尽管曹植在文学上有极高的才情，但他在“立功”和“立言”之间，终究还是偏重在“立功”，而轻视“立言”，比如在《与杨德祖书》中, 曹植就说:“辞赋小道, 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 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 位为藩侯, 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业, 留金石之功, 岂徒以翰墨为勋绩, 辞赋为君子哉! 若吾志不果, 吾道不行, 亦将采史官之实录, 辨时俗之得失, 定仁义之衷, 成一家之言, 虽未能藏之于名山, 将以传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