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概要.doc

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2012-9-5 14:53:42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半个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主流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具体到中国，工业化、都市化、消费主义等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更造成许多灾区灾难的恶性循环。而主流灾害社会工作是方法为本、问题为本、割裂的、修修补补的社会工作实务，既不能回应灾难的恶性循环，也无法满足社区民众可持续生活的需求。为了揭示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超越灾难的恶性循环，突破专业实践的两难困境，本文提出三种可能的改变途径和策略：一是透过话语（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变革。二是持守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这是推动人与社会结构系统性改变的途径，是整合的社会工作策略。三是通过“改变人”从而改变社会。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最终目标是使社区民众通向能力建设的自助与互助。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灾害社会根源　　2008年“5·12”汶川地震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公共灾害频发期。三年间有太多的灾难袭击国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余波未尽，青海玉树便遭遇强震，期间西南干旱持续大半年，去年夏秋甘肃舟曲、四川映秀、广东茂名等地接连遭遇特大泥石流侵害，去冬今春南方凝冻与北方干旱又使国人祸不单行，最近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引发全球核危机……中国连续三个“国殇日”和日本核爆的长鸣警钟，促使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科学界不得不深刻反省学科的社会责任。　　笔者既参与了汶川灾后重建，又扎根云南干旱山区从事农村社会工作，还亲赴青海玉树和广东茂名调研社工介入灾后重建，作为这些大灾难的见证者和灾后重建的社工学人，有责任立足亲身经验深刻反思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　　一、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　　凡是进入灾区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灾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豆腐渣工程里的普通百姓是何等的脆弱；面对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久旱的村民“近水解不了近渴”，只能望水兴叹；面对“紫金矿业”尾矿溃坝，河流下游的民众突遭灭顶之灾……许多人感叹：人祸猛于虎！记得2008年5至8月间在四川灾区听得最多的说法是：“必须通过地质灾害和环境评估才能重建家园”。但印象中从9月份开始各地民房已经无序开建，当“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完成”变成地方政府的共识后，新城新村建设便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几乎没有人再谈论灾害评估和灾害预防了。如此“大跃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2010年盛夏花费数亿元建成的震中新城（部分）因泥石流和岷江改道而被浸泡在洪水中。众所周知，2009年夏秋至2010年春夏，西南地区的持续干旱对老百姓所造成的危害，既与老天爷不下雨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大兴水电，失修水利”有关。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我们所在村庄有的水利设施竟然是民国时期的“滚水坝”，看着它还在“抱病工作”，我们感到心情非常沉重。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害也与森林滥砍滥伐、过度修建水坝发电、挡泥坝常年失修、预警机制缺失等有关。①　　下面笔者以三个典型案例进一步揭示上述“天灾人祸”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　　（一）灾区民众心理“恐惧”的社会政治根源　　众所周知，震后灾区民众普遍的心理反应是“恐惧”，对于这种深层次的精神症状，心理学可能解释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而批判社会学则侧重于探究精神苦痛的社会根源。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凯博文（2008：169-170）对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进行深度个案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力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把特定的人群置于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微观背景可能体现为糟糕的婚姻关系，妻子的自尊遭到文化规范维系的夫妻交流系统和关系不睦的系统性破坏，或者体现为一种与上级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具体表现为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等级化的结构辩证法和特定个体之间的冲突，或者体现在学校和其他异化社区中的冲突情景，个体自我饱受攻击。有时宏观的社会根源因素对地方场景产生影响很小；但在其他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　　根据笔者的观察，凯博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上适用于深层解读“5·12”震后灾区民众“恐惧”的心理反应。如下图1所示，一方面，灾区民众深层的恐惧感源于“天灾”和“人祸”的双重作用力，这就是凯博文所谓的宏观社会政治根源对地方场景的影响；与此同时，震后一些灾区地方政府治理危机（干群关系冲突等）和资源分配不公平等地方场景形塑了普遍紧张的社区政治氛围，从而加剧了个人的心理压力和恐惧感，这就是凯博文所谓权力的地方场景。　　（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