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子与靶子——《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docVIP

旗子与靶子 ——《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廖可斌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明初洪武年间的情况与永乐以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朝初年的文化还多少遗留了一点元代文化相对多元和自由的风气。当时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的“浙东派”文人，他们在学术渊源上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开创的理学门派“北山学派”的传人，其文学主张自然以“明道”“征圣”“宗经”等为宗旨。“浙东派”因较早追随朱元璋集团而成为明朝的开国文臣，依托其政治优势，他们的这套主张自然也成为明初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但“浙东派”文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兼理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因此他们不同于理学家“轻文”甚至“废文”的态度，而是比较“重文”，其理想目标是“文道合一”，以至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北山四先生学案”的“按语”中批评他们“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他们既然重文，就不可能不关注作为古文之崇高典范的《史记》。如宋濂一方面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一方面又赞同唐子西的说法：“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学文者舍迁、固将奚取法？”在《叶夷仲文集序》中他再次强调：“昔者先师黄文献公（溍）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 　　及至永乐年间，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高压政策的摧残，社会思想文化更趋封闭保守。在文学领域，以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为职志的“台阁体”应运而生。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将取法的主要典范，由《史记》《汉书》转移到唐宋八大家之文。解缙是“台阁体”前期的领袖人物，其散文创作受《史记》影响甚深，连“台阁体”后来的代表人物杨士奇也认为他的文章风格是“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解先生墓志铭》），但解缙在《廖自勤文集序》中却认为，学文只能学六经，像庄周、申不害、韩非、贾谊等人之文，“非惟不足经天纬地，而且有害焉”；“近世为文者尤甚患此，反从事《史》、《汉》、《战国》、百家方外之书，剽窃奇漏，纵横腐败，神鬼荒忽，极其镌巧形容，以为此古文也。论及性理则以时文鄙之，援及《诗》《书》则以经生目之，是将为天地人心世教之害，有不胜言者，此予之所甚忧也……予厥后稍喜观欧、曾之文，得其优游峻洁，其原固出于六经，于予心溉乎其有合也”。在“台阁体”的中后期，由于明仁宗的提倡，和作为江西人的“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推动，模拟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江西籍作家欧阳修、曾巩的文风成为时尚。 　　兴起于明中叶弘治年间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复古派“前、后七子”提出了“文法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的主张，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开启了明后期文学革新思潮的先河，是明代文学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在散文方面，复古派作家取法的主要对象就是《史记》。现在可见的《史记》在明代的最早刻本，是正德十二年廖铠序刻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由“前七子”的重要人物康海主持的。因廖铠系镇守陕西的太监廖鸾之从侄，而康海《对山集》中有一篇《史记序》，与署名廖铠序基本相同。复古派作家不仅学习《史记》的叙事、描写、抒情的技巧，模仿《史记》的章法、句法、字法，也力图继承《史记》思想相对自由、感情充沛、文气跌宕起伏、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特点。但由于他们取法的对象过于单一，手法过于机械，难免暴露出模拟的痕迹。如“后七子”中的宗臣留下了一篇《读太史公、杜工部、李献吉三书序》，反映出他一生阅读和取法的文学典范可能就是《史记》、杜甫诗集和复古派“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文集。他所写的文章，每篇的开头语几乎都是同样的句式，如：“余尝往来齐鲁燕蓟之区”（《赠金君序》）；“余稽往牍，抽绎千古，睹于群才，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晋陵白公集序》）；“余读金陵诸记，其东盖有燕子矶云”（《燕子矶记》）；“余读汀记，归化东北五里，盖有滴水岩云”（《滴水岩记》）；“余读秦汉以下诸书，未尝不叹戎狄之为中国忧至长也”（《桐乡县城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在模仿《史记》的句法。 　　当时与复古派对垒的，有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所谓“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