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致顺王瑞鸿与王桂红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北海海事法院.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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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致顺王瑞鸿与王桂红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北海海事法院

符致顺、王瑞鸿与王桂红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 海 口 海 事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0)海商初字第006号   原告(反诉被告)符致顺。   原告(反诉被告)王瑞鸿。   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正郭,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桂红。   委托代理人于道哲,海南天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符致顺、王瑞鸿为与被告王桂红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00年1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本院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原告之起诉状副本后,被告于3月16日向本院提交了反诉状,合议庭经合议依法决定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并于3月21日和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符致顺、王瑞鸿及其诉讼代理人王正郭,被告(反诉原告)王桂红及其诉讼代理人于道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符致顺、王瑞鸿诉称,1997年2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渔船转让协议书》一份,并经临高县公证处公证。该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所属的“临高11361”号渔船转让给被告;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59万元;协议书签订之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转让款30万元,余款29万元被告保证在两年内分两期付清,即在1997年12月30日(农历)前支付10万元,同时按25‰的月息支付利息,1999年2月15日(公历)前支付19万元,利息仍按月息25‰计付。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办理了船舶交接手续。此后,被告除依约支付了首期转让款30万元外,仅向原告还款4万元及利息5600元,至今仍拖欠转让款25万元及约定利息。1999年4月29日,原告约请临高县公证处两位公证员在海口找到被告商谈还款事宜,被告当场写下《欠款凭据》一份,确认其尚欠原告转让款本金25万元及约定利息15万元。但此后被告仍未还款,又产生利息83,333.33元。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船舶转让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233,333.33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诉被告王桂红辩称,被告欠付原告船舶转让款25万元是事实,但原告所请求的上述债权依双方在1999年初的约定,两年后才到履行期限,原告对该未到期的债权无权请求;原告所主张的欠款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双方在协议中所约定的利息条款应理解为在每次偿还本金时,一次性按本金的25‰支付利息,该25‰的息率并非原告主张的月息;协议特别约定的时段外的欠款利息,即1999年2月15日之后的利息,因双方并未约定,应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原告申请临高县法院扣押船舶期间(1999年5月24日-2000年1月12日),其无权向被告主张欠款利息,因为该段期间对被告船舶的扣押是错误的,对此原告负有过错责任。   反诉原告王桂红诉称,1999年5月24日,反诉被告符致顺、王瑞鸿向临高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扣押了反诉人所属的“临高11361”号渔船,后经反诉人多次申诉及提出异议,并经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专函指示后,临高县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12日裁定解扣该船,扣船时间达8个月之久,在此扣押期间,由于该船缺乏必要的维护保养,造成该船贬值损失达144,387元,渔网损失5.88万元,船上生产生活用品损失5,000元,同时,由于船舶被扣押,无法从事渔业生产,造成生产损失28.8万元。反诉人认为,反诉被告向临高法院申请执行是错误的,其作为申请执行依据的公证文书属于合同公证,不是可供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因此其申请执行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反诉人的抗辩权;且临高法院对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无管辖权,这一点已被海南中院(1999)海南法执函字第26号《关于符致顺、王瑞鸿申请执行王桂红债务纠纷案的意见》所证明。反诉被告对错误扣船负有过错责任,应赔偿反诉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人船舶贬值损失144,387元,船舶被扣押期间的生产损失28.8万元及利息2万元,渔网损失5.88万元,船上生产生活用品损失5,000元,并承担反诉费用。   反诉被告符致顺、王瑞鸿辩称,反诉被告是在反诉原告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不按时清还欠款的情况下,依据临高县公证处出具的《执行公证书》向临高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临高县法院对反诉被告据以申请执行的《执行公证书》的效力拥有否定权,故即使该执行公证书不具有执行效力,法院据此执行发生错误,其责任也不应由反诉被告承担。因此,反诉原告所提出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1997年2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渔船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经临高县公证处公证员吴干群公证并出具了(97)临证内字第63号公证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原告将其所属的“临高11361”号渔船转让给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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