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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主题演讲稿-让法治光芒照耀每一颗心灵 今年是“六五”普法的第四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以“五年规划”的形式开展普法教育以来，这场声势空前的全民普法运动已持续近30年，无论在规模、内容和形式上，都堪称中外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记者走访了多位法律界专家、官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他们对全民普法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提出，在中央提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历史新起点上，普法教育应进一步调整定位，理顺机制，增强针对性、创新性与实效性。全民普法：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20多年前，曾有一位老农把一头生了病的牛送到检察院，请他们帮忙“检查”“检查”牛得了什么病。“这并不是一个冷笑话，而是在基层普法干部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故事。”福建晋江市司法局副局长王腾阳对记者说。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法律常识还处于亟待启蒙的阶段。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知法、用法、守法、敬法”的公民，规模宏大的全民普法正是这种背景下开展的。“从‘一五’到‘六五’，近30年持续不断的普法教育，如同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法治中国主题演讲稿——让法治光芒照耀每一颗心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说，我国国民法律知识和法治素养，相比当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全民普法功不可没。全国普法办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司法行政机关中普法和依法治理专兼职工作人员超过1.1万，普法志愿者队伍达4.7万多支、总人数超过157万，各类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法制宣传栏目总数达2.4万个。一个由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全社会参与、“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民普法工作网络基本形成。持续多年普法教育使公民与法律之间的疏离感明显降低，多年从事普法工作的王腾阳对此深有感触。王腾阳告诉记者，晋江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高密集中的地方，以往发生劳资纠纷，工人们习惯于找老板、找政府，甚至以跳楼自杀、堵门堵路相挟;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变化，司法部门受理的劳资纠纷、劳动仲裁案件逐年增加、申请法律援助的也越来越多。“全民普法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说,从20多年前不知“法”为何物，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这本身就是普法效果的具体体现，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从“知法”到“守法”：普法教育永远“在路上”受访的法学专家们认为，近30年的全民普法在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了解法律常识层面成效斐然，但在“用法、守法、敬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知法”并不等同于“守法”、“依法维权”也不代表法治的全部内涵。当前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法律意识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司法权屡遭滥用，公民合法权益屡被侵犯;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闹不信法”;全社会“敬法”氛围尚未形成，钻法律空子、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层出不穷;“法不责众”心态下，法律底线屡屡被突破;守法环境差，“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悖论依然存在。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在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众对法律常识和法治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亟待提升，而现有的普法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新的要求。从基层反映来看，当前的普法模式仍旧偏向于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在普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做法。有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普法就是“发张卷子、做做样子”，一些地方每年组织一次普法考试，卷子下面就附着标准答案。“这样的普法难以产生实效，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湖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秦希燕等专家学者认为，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以面向普罗大众为主的“教化”式普法，今天的全民普法更应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养成。只有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带头敬法、守法，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守法”的深厚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普法还任重道远。全社会参与：让法治光芒照亮每一颗心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新形势下，法制教育的机制体制亟待改革，全民普法功能也必须重新定位。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沈春耀说，从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来分析，人权保障和人本取向是当前法治建设的重点，全民普法的重心和功能定位应作出相应调整。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公权过度膨胀、私权缺乏保障”的问题，因此全民普法应区分不同的重点，对公民普法的重点是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不弃权;对公权力普法的重点则是严格依法、不越权。 在普法的形式上，要更加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