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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期限结构与区域分异 ——基于两转化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段龙龙1，2 甘长来1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2.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 【摘 要】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源自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连续投入与非生产性支出的资源重置的有机结合，其增长绩效亦与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公共支出结构优化二者显著相关。受制于财政支出的国民经济功能定位，其助推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期限结构和区域差异。本文通过搭建包含公共支出短期生产效应与长期福利效应的双重转化框架，利用全国与川浙两省1980—2010年的经验数据估计了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期限结构及区域分异，并在财政分权内生条件下考察了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研究发现，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能够产生正向拉动效应，贡献率差异体现在期限结构分异上，过高的公共支出规模和生产性支出不利于城乡差异遏制。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的制度红利，并从利益均衡上促进了地方公共支出竞争的实现，有利于政府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均衡化。 【关键词】公共支出规模；公共支出结构；期限结构；财政分权；生产效应；福利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3-0082-12 收稿日期：2013－06－01 作者简介：1.段龙龙（1988-），男,陕西西安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教，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2.甘长来（1989-），男，天津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统筹公平效率与建设西部和谐社会研究”（06BZ0002），主持人：李杰教授；西南交通 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102605；090716），主持人：段龙龙。 一、引言 “中国30年增长奇迹”可以被简单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外向型发展战略与技术赶超的有机结合；（2）财税体制下放与地方政府竞争的有机结合；（3）自发性积累与非均衡发展格局的有机结合。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已被公认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由于我国地区间初???发展条件与后发优势积累水平的差异，导致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动力不同，再加上国家区域政策的倾向性扶持，使得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特征越来越显著，公共政策与政府公共支出常被作为缩小个体和地区不平衡的主要政策工具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但由于我国地区间长期的行政区分割与“诸侯经济”的存在，使得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积重难返，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极易造成公共投资的数量冲动，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也经常本末倒置，放弃了其公共产品属性中的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本特征。在当前市场经济转轨未完成的时代背景下，诸如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政府支出的确能起到提振经济总量的作用，但同时公共投资也因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作用和投向问题而备受指责，公共支出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邹恒甫，2003；林毅夫，2008）。 　　另外，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共支出的结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由于政府支出兼有生产性（政府消费与投资）和外部性（公共产品）的经济特征，其投向领域和结构功能变迁就对公共支出的效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宏观经济学指出，政府支出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的实现，前者作用于生产领域进入社会总需求函数，后者作用于分配与交换领域进入社会福利函数。由于乘数效应不同，政府支出本身存在双重增长后果。学术界一般认为，分配领域比生产领域的公共支出扩张更具长期滞后效应，因此公共支出对增长拉动存在不同的期限结构，且通过改善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而产生的非生产性支出比直接生产性支出对国民经济更具可持续特征。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以后，公共支出应越来越重视民生取向，应多以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重点，逐渐削弱其生产性功能，增强其服务性功能，打破当前地域分割的恶性竞争局面，积极利用财政支出的公共职能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逐步以市场导向取代传统政府导向，推动地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二、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涉及公共支出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和公共支出结构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两个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前，众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公共支出规模与地区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它最初得益于Wagner（1890）等人的开创性研究。Wagner通过对大量国家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长期跟踪，得出了著名的“瓦格纳法则”，指出政府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必然性。随后Allow和Kurz（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