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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与外资博弈 谁主沉浮 ２００５年，中国金融资本与外资的市场碰撞继续深化，虽然在合作与竞争的市场博弈当中，中国金融业已经逐步成长壮大，但显然，在目前的格局之中，中方仍难主导大局。 外资入股引发“贱卖”争议 ２００５年６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其战略投资者汇丰所持股份大幅增值，“贱卖”争论由此拉开序幕，但声音尚小。随后，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中小股份制银行也纷纷引入外资。 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去年１０月末，已有２２家境外投资者入股了１７家中资银行，总额超过１６５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１５％左右。 其中，交通银行引进汇丰银行投资，获得８６％的资产溢价；建行股权转让仅获得１７％的净资产溢价，中行获得的溢价更低，只有１０％，而对工行的股权转让也只有１５％的溢价预期。建设银行以每股２．３５港元的价格公开发售１２％的社会公众股之前，曾以更低的价格引入了美国银行作为其首个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资２５亿美元出让建行近１０％股权。 所有这些加上其后花旗、苏格兰银行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参股投入占比，终于引发了“贱卖论者”的强烈批评。 一时间，各种支持和反对“贱卖论”的观点纷至沓来，激烈交锋。 “贱卖论”者指责国内金融企业在“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他们认为，经过财务重组之后的国有银行，内资价值已经得到大幅提升，加上其几十年在国内所形成的政府信用、商业网点等巨大的无形资产，是外资金融巨头眼中的“香饽饽”，本该卖个好价钱，而不是如此“贱卖”。而且，出售股权给战略投资者的总收益小于总成本。 更让“贱卖论”者忧心的是，外资大规模参股国有银行威胁着中国的金融安全。而且，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信用文化的改革思路，是否真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金融生态背后的复杂问题…… 对于“贱卖论者”的种种考问，反“贱卖论”者也一一回击。有评论人士指出，去年３月份，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市值下跌了１７亿美元，显示境外投资者对参股中国国有银行并不看好。 而建行早在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就与花旗开始了引资谈判，但是一直不见进展，直到去年３月份美洲银行半路杀出，建行才快刀斩乱麻，放弃与花旗的谈判，迅速引进美洲银行。可见国有银行并不像“贱卖论”者认为得那样“走俏”。 外资参股后，这些银行的国有股权仍然占大头。上市之后，如果ＩＰＯ价格以及市场交易价格大大高于战略投资者的参股价格，在境外战略投资者受益的同时，汇金公司或者财政部作为大股东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有关银行监管部门高层领导和正在进行股改的国有银行高管人士也不断公开回应、澄清，明确表示，不存在贱卖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同时也为中国银行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至于金融安全问题，反“贱卖论”者则指出，目前三家银行的主要战略投资者自身在中国境内很少开展业务，并不与国有银行发生业务竞争和战略冲突。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并不存在很多人担心的某国（的金融机构）控制中国国有银行的情形。 而在国有体制下，国有银行的几万亿元不良贷款，才是中国最大的金融隐患。只有借助外力推动国有银行改革以增强竞争力，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但是，对于引进外资是否一定会取得预期成效，显然连银行自己也无法笃定。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关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７０％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 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等等，而且更广泛来自于各类非金融的环境，举凡法治不完善、各类不当干预、一些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 有观点指出，中国银行业的现状显然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的问题，它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等，绝非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 不少银行高管也承认，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银行业发展存在的所有问题，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最终将取决于银行业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水平和激励约束机制。 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正反方都指出，金融领域改革应该也给国内投资主体一个公平进入的机会。 “国储铜”兵败国际基金 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战应该属于中国国家储备局与国际基金在铜期货上的对决。在这场对决中，国际基金不断以推高铜价的方式逼空国储而国储则以不断通过抛售国内现货的方式来缓解这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