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推荐.docVIP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 一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象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1] 。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2] 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意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都比较粗糙。二十年代胡适首先发起的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战（胡适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杂志》第二卷第一、二、五期，1920年2—5月），对当时田制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不过，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促进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し⒘巳嗣嵌匝芯可缁峋眉捌浞⒄刮侍獾闹厥印?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而研究当前的社会又离不开它历史的发展，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早在二十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四个专号中达到高潮[3] 。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4] 这场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锻炼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它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5] 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