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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19，20世纪产业的地理分布问题。这一理论认为，生产的分布取决于两个因素：天赋的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率（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富裕程度）。那些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降水充沛懂得地方发展农业生产；油储丰富的地区则提供石油。资本富足型国家（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量多）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那些劳动力富足型国家（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量少)则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优势理论足以解释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美国在南部种植棉花，因为那里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新英格兰纺织，因为那里拥有驱动纺织厂的水力和建造纺织厂的资金；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拥有东部海岸最大的天然良港，并且具有建造联系中西部水运线(伊利运河)的雄厚资本。匹兹堡成为钢铁之都，因为根据美国的煤炭、铁矿、河流和湖泊的分布，在那里生产钢铁成本最低。在铁路运输时代，芝加哥注定要成为美国的交通重镇和世界肉食品集散中心。德克萨斯是油都，而电力的使用则决定了铝只能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畔生产。 1900年1月1日，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是美国棉油公司、美国钢铁、美国炼糖公司、大陆烟草、联邦钢铁、通用电气、国家铅业、太平洋邮电、人民煤气、田纳西煤铁、美国皮革和美国橡胶。212家公司中有10家是自然资源型公司，可见本世纪初的经济仍然是自然资源经济。 这份名单让人感兴趣的地方还有，除了通用电气公司至今仍“健在”之外，，其余公司都只能残存于别的公司之中。这11家公司没有能以独立的实体进入下个世纪，寓意是显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新兴小公司将不断地取代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大型老公司。 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之外也发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的煤矿下：辛苦劳作的工人有100多万，占劳动力总数的6％。煤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使世界运转的动力。今天，依旧是那些矿井，但只有不到3万人在那里工作。 在1917年制造业正处于上升之势时，按当时资产计算，最大的20家工业企业中有13家依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公司，这20家公司是美国钢铁、美孚石油、伯利恒钢铁、阿摩公司：斯威福特公司、米德威尔钢铁与军械、国际哈维斯特、杜邦公司、美国橡胶、弗尔普斯道奇、通用电气、阿纳康达铜业、美国冶炼、辛格缝纫机、福特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西屋)、美国烟草、琼斯劳林钢铁、联合碳化物和韦尔豪泽。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根廷和智利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周家是富国，而像日本之类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则注定了贫穷的命运。19和20世纪里的所有富国都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 一旦一个国家变成富国，便有保持其富国之势。收入越高，储蓄越多；储蓄越多，投资越大；投资越大，投人生产的工厂和设备越多；投入生产的资本越多，生产力越高；生产力越高，所能付出的工资就越高。对于那些富国而言，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使它们更加富裕。随着国家的富裕，它们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工资水平。 相比之下，日本通产省1990年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最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名单是：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科学产业、电信、民用航空制造、机械制造与机器人、计 算机(包括硬件和软件)。这些都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它们可分布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至于它们到底分布在哪里，取决于谁拥有了足以创办它们的智能。 天赋的自然资源优势已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因为现代产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桥梁和汽车所需钢材越来越少，而诸如计算机之类的设备却基本上不耗费什么自然资源。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已使资源能以较低的成本运送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它拥有占世界主导地位的钢核、工业，自身却没有(炼钢所必需的)煤炭和铁、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扣除一般的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自然资源的价格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下降了60％，可以断定，在今后的25年里还会下降60％。原材料将会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正处于材料科学革命的前沿，它将带来按需定制的材料。生物技术也将加速农业中的绿色革命进程。在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能仅仅靠拥有原材料而致富。 资本优势也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从纽约、伦敦或东京借贷。今天，曼谷的企业家所建造的工厂，资本密集度可同美国、德国或日本的任何一家工厂相媲美，尽管在他生活的国家里人均净收入不足上述三国的十分之一。事实上，以投资而言，已没有什么资本富国或资本穷国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并不必然在富国生产，富国的工人并不必然占有更多的资本，也不必然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或获得更高的工资。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资本与劳动力之比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