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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分析一 [摘要]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长期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在叶利钦时代，其具有可持续性，制度创新潜在的动机和能力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创新动机和能力，经济绩效低下；普京时代，其具有不可持续性，制度创新潜在的动机和能力比较容易转化为现实的创新动机和能力，在相对顺利的创新中，经济绩效也得到提高。由此观之，转轨模式对经济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其决定性因素，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制度本身各要素的协调性，俄罗斯在新一轮的转轨中经济绩效的提高有赖于在加强国家作用的前提下实行社会财富结构的根本转型。 　　在论及经济绩效时，它主要是指“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但由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轨社会变迁的内容，它既强调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更强调引起产量、收人分配变化的制度的行为能力，因此，经济绩效就被用于指“经济转轨启动以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结构的实现程度和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引起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的轨迹”。这两种情况都反映，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从长反斜坡（下降）到正斜坡（上升）的发展轨迹，在叶利钦时代，经济严重衰退，进入普京时代后，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尤其是随着政局走向稳定，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逐渐建立，经济转轨开始走上理性发展的阶段。 　　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大多用经济转轨模式来解释，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转轨模式并不决定经济绩效，无论是保存知识存量的渐进转轨还是彻底摧毁知识存量的激进转轨，经济史上都有成功的例子。真正决定经济绩效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亦即制度本身。本文在肯定转轨模式对经济绩效有一定作用的前提下主要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 　　一、制度非均衡状况下的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当制度处于均衡状态时，就制度内而言，制度均衡指在既存制度覆盖的交易范围可变动的情况下，该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状态；而就既存制度与目标制度的关系而言，它指的是选择了最有效的目标制度后的状态。但无论是那种形式的制度均衡，只要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那么，社会的经济绩效必然是最优的。 　　与制度均衡相对应的是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同样可以分为制度内非均衡和制度（既存制度与目标制度）间非均衡。前者指改变同一制度的覆盖范围能够增加制度收益的状态，这时制度供给者具有改变同一制度覆盖范围的动机；后者指在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之间，已选择的制度不是成本最低的，因而制度供给者具有重新选择新制度以谋取制度收益最大化的动机。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整个90年代中一直处于低效率的制度结构之中，有学者据此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中。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因为，只要制度是“非效率”的，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制度创新的潜在动机，而制度创新潜在动机的存在就表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当然，这种潜在动机能否直接转化为实际的变迁能力，关键要看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不高时，则制度的非均衡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引致制度创新；如果交易成本过高，那么潜在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就不能转化为实际的制度需求与供给，这时，一定的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具有可持续性。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正是处于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非均衡状态。从1993年起，历届政府都试图将无效率的经济路线调整过来，都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它陷入“无效率制度均衡”中，而是因为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结构引起的阻力过大，从而使交易成本过高。根据诺思的观点，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反之，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也会阻碍制度创新。 　　导致俄罗斯这种可持续性的制度非均衡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的制度初始选择并不是最优的。最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俄罗斯的现实难以相容，这最终使俄罗斯经济在90年代严重衰退。加之，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当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迹，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得到强化，所以，过去的选择决定着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得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良性循环；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演愈烈，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俄罗斯恰恰是后一种情况。 　　同样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为什么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的经济绩效却大相径庭呢？叶利钦时代经济严重衰退、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相反，进入普京时代后，俄罗斯经济却出现复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