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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要紧” 尤小立 九十年前，陈独秀写下“吃饭要紧”四个字时，这篇题为《立宪政治与政 党》的随感算是写完了，几天之后的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他与高一涵、王 星拱等人一起到北京香厂新世界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警探逮 捕，而几天前他写的另一篇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虽不是一语成谶，却多少 预示了几天后的结局。胡适曾经后悔地说，如果独秀不被捕，不离开北大，他 不会接受第三国际的鼓动，成立共产党。但这也只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有一个问题一直令人困惑，即为什么此时陈独秀要直白地以“吃饭 要紧”作为口号？ 在《立宪政治与政党》里，陈独秀写道：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 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 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 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 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 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很明显，陈独秀沿用了三年前《一九一六》里的说法。在《一九一六》 中，他第一次向国人宣布，“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 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有些学者据此以为陈独秀一开始就是“反对政 党”的，进而把反对政党当成陈独秀激进的“罪证”之一。其实，这样的误 解当时便出现了。 就在《一九一六》发表后的一个多月，汪叔潜即来信，对陈说提出了 异议。汪叔潜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朋友，民初的国会议员，曾是安徽省 第一批留日学生。信中，汪叔潜依据西方现代民主理念，认为政党政治， 3 4 是“立宪政治之极轨也”。针对陈独秀今日世界“纯全政党政治，唯一见于 英伦，今且不保”，汪叔潜论证说，“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 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 政之轨道也”（均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但陈独秀此时的反对政党的言论，既是由于对民初党争不断，无法 遏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的不满，故愤然极言，也是他那种率真直 言、自相矛盾的文章修辞方式使然。 汪叔潜虽然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他也注意到，陈独秀是在政党政治与国民政治对 举时，才出此反对政党的言论的。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国民运动”或“国民政治”的向往从他们接受现 代民族国家观时便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实际是对现代民族国家 体制下的“国民”的一个想象或者说要求。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讲 “伦理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也是从现代公民的角度来 定位中国青年的。 然而，直到一九一九年前，知识人对百姓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因 为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民族国家观中讲求国家、法律“建立在人民总意之 上”，非有“民”而不成国，非有“民”而不能成就民主，所以对“民”寄托了很 大的希望，希望国民成为有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关心政治的共和国的公 民；另一方面，观现实中百姓状况，离他们的想象与期望，又实在太远。 陈独秀在抛开《新青年》同人最初不谈现实政治的约定，第一次对现 实政治发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还在抱怨：“我国民的神经颠倒 错乱，怎样到这等地步！”他愤愤地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 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究不可挽回！”就在这一年，即一 九一八年底，他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企图用短、平、快的方 式，议论现实政治。 当然，陈独秀个人，也有其复杂性。他有不满需要宣泄，所以他会直言不 3 5 讳，这是性格使然，因此引来时人和后人许多的争议，但这些争议主要集中 在他从理想的一面发出的言论；当他面对政府、面对现实政治，出于改变现 实可能性考虑的文章，则全没有那么极端、决绝。比如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 日在《每周评论》上开始连载，直到五月初才写完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从 和平的“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防军问题”，一直谈到“国会 问题”、“宪法问题”，所议之处充满了务实的态度和克制的精神。这又是陈独 秀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