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20101124194510.doc

CACC 528/200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04年第528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4年第197號） 原告人/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第一被告人/ 第一申請人 第四被告人/ 第二申請人 第五被告人/ 第三申請人 林康國 （LAM HON KWOK POPY） 簡國祥 （KAN KWOK CHEUNG） 詹輝強 （JIM FAI KEUNG）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楊振權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鄧國楨 聆訊日期 ： 2006年5月23日，6月5日及6月7日 判案書日期: 2006年7月21日 判案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 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及第三十九條： ‘ 《》《》《》《》 （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及《》 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 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處理步驟 《》《》《》《》?一案界定某種行為是否存有‘私隱’的原則是：有關人士是否對這行為應享有私隱抱有合理期待，若是的話，該行為是屬於私隱行為。在該案，廉署在被告人的辦公室內安置了錄影及錄音儀器，偷錄被告人在辦公室內的行動及電話談話。本庭認為這行為是違反了私隱權。 合理期待 本席認為包括第三、第四及第五被告人在內的香港居民就他們與別人的私人電話交談或會面交談的內容（包括在公眾地方所進行的交談，而交談的聲浪只是會給對話人聽到及只是會說給對話人聽的，不會讓在這些交談人士以外的第三者聽得到），是擁有合理期待這些只是屬意說給對話人聽的談話是屬於私人通訊及這通訊是存有私隱及不會被政府偷錄。本席認為這是一項最基本的合理期待。當然當我們和另一人談話時其實都存在着對方會向外間披露有關的談話內容的風險，但這風險與政府會利用對方偷錄這段談話及將之製成永久性的證據是不同的。正如 La Forest 法官在加拿大最高法院 R. v. Duarte [1990] 1 SCR 30 一案第 48 頁說這兩種風險無論在層次或重要性來說都相差很大。其中一種的風險是在執法過程中被視為對私隱的合理侵犯，而另外一種則是不合理的。換句話說，法律承認我們要承擔被洩密的潛在風險，但不肯進一步下結論說我們也必須承擔說話被製成永久電子錄音的風險，作為選擇跟另外一個人說話的代價。本席不同意以下論點即 La Forest 法官所說的只是按加拿大的特有國情或法律而作出，而他這論點不適用於香港。本席認為他所說的是涉及人權憲章原則性的議題，而香港亦有採用這些憲章，這些憲章列出的市民基本權利是具有共通性質的。La Forest 法官在第 49 頁更就對話參與人偷錄的情況作出評論： ‘ 是否規範參與人秘密監察不應取決於個人是否預期對話者會洩密，因為這並不合邏輯。 事實證明人們判斷吐露秘密時誰可信任往往顯得並不精明。因此不應簡單據此來衡量國家的權利，也不應以人們一旦決定向另一人吐露秘密就應預期承擔必然存在的風險的這事實作為考慮的根據。 反之，判斷我們應否忍受認同秘密監察，則不得不考慮我們有需要公平地在國家有權干擾公民的私人生活與這些公民的權利不受干擾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本席同意私隱權是有不同的程度上的分別，但本席所關注的是本案所產生的私隱爭議。其他例如涉及傳媒為了報導新聞而侵犯私隱的議題應該留在另一適當的案件中處理。本案的情況亦有別於另外一些案件，如一名罪犯不論是經電話或面對面的方式恐嚇勒索受害人，在這情況下，本席不認為該罪犯會對這些談話內容抱有私隱的合理期待，因為在這情況下，合理的推斷是受害人會尋求警方協助及保護。 通訊內容 在這討論階段，本席認為不需要考慮談話內容，否則這將會無法界定合理期待的範圍。本庭不認同在本案獨有的情況之下，若這些談話內容涉及犯罪行為會影響被偷錄者享有私隱的合理期待，正如 Lord Nicholas 法官在 Campbell v. MGN Ltd. [2004] 2 AC 457 一案第 21 段指出： ‘ 法庭在界定個人在某特定情況下的“私人生活”的範圍時必須警惕，避免使用考量“比重 proportionality”的測試作為檢查標准，因為對“比重”的考慮應該恰當地留待後期進行。’ 偷錄的方式 在本案，廉署所採用的並不是陳裘大?一案中所使用的固定電子監測儀器，而是隱藏在黃國樑身上的錄音儀器，黃國樑